声明：本书为八零电子书(txt80.com)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，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，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。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我还是想你，妈妈 作者：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 内容简介 卫国战争期间（19411945），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，本书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。战争发生时，他们只是212岁的孩子。这本书就是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真实再现。他们是战争最公正，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。 他们是战争最公正，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。儿童眼里的战争，要比《我是女人，也是女兵》一书里女人的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惊人。 “他害怕回头看一眼……” 热尼娅·别利克维奇，六岁。2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那是1941年3的6月…… 我记住了。当时我年纪还非常小，但是我记住了一切…… 我还记得和平的日子里最后一段时光——妈妈经常在晚上给我们读童话，读我最喜欢的童话——小金鱼的故事。我也总会向小金鱼随便提出些愿望：“小金鱼啊……可爱的小金鱼……”小妹妹也会说出自己的愿望。她用另外的方式请求：“奇迹出现，天遂我愿……”我们都希望能去奶奶家过夏天，希望爸爸也能和我们一起去。他是个开朗快活的人。 早晨，我被吓醒了，被某种陌生的声音吓醒了…… 妈妈和爸爸以为我们都睡着了，可我躺在妹妹身边，在装着睡觉。我看见，爸爸久久地亲吻着妈妈，亲吻着她的脸庞、双手，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，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吻过妈妈。他们手拉着手，走到院子里。我跳起来，跑到窗口——妈妈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，不放他走。爸爸挣脱开她，往外就跑，妈妈追上去，还不想让他走，叫喊着什么。当时我也大声呼唤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 小妹妹和弟弟瓦夏都醒了，妹妹看见我在哭，她也喊叫起来：“爸爸！”我们都急忙冲出去，跑到台阶上，喊叫：“爸爸！”父亲看到了我们，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，他双手抱住了头，转身走了，几乎是小跑着走了。他害怕回头看一眼…… 阳光照耀着我的脸，那么温暖……至今我都无法相信，我的父亲在那个早晨去打仗了。当时我还非常小，但是我觉得，我已经预感到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。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当时我还非常……非常小…… 在我的记忆里，它们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：战争——就是失去爸爸…… 后来我记得：黑暗的天空和黑色的飞机。我们的妈妈伸着手臂，躺在公路的附近。我们哀求她起来，可是她不起来。她起不来了。战士们把妈妈裹进了遮雨的帐篷，埋到了沙土里，埋在了她倒下的那个地方。我们喊叫着，哀求着：“不要把我们的妈妈埋进坑里。她会醒来的，我们还要赶路。”有几只不知名的大甲虫在沙土上爬来爬去……我无法想象，妈妈怎么能和它们在泥土里一起生活呢。将来我们怎么找到她，我们怎么才能再见面？谁会给我们的爸爸写信？ 有一位战士问我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而我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。“小姑娘，你姓什么？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”我也想不起来了……直到深夜，我们都坐在妈妈的小土丘边，直到后来有人抱开了我们，让我们坐到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上。满满一车都是孩子。运送我们的，是一位不知干什么的老头，他沿路收留了这些孩子。我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，一些陌生人分头领养了我们，住到了各家各户。 很长时间我都不会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 后来我记得，夏天到了。阳光明媚的夏天。一位陌生女人抚摸着我的头。我哭了起来。我开始说话……说到爸爸和妈妈。爸爸如何离开我们，如何跑走，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……还有躺在地上的妈妈……沙土上爬动的那些大甲虫…… 女人抚摸着我的头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觉得：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…… “我的第一支，也是最后一支香烟……” 盖纳·尤什克维奇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记者。 战争第一天的清晨…… 阳光灿烂。非同寻常地安静。莫名其妙地寂静。 我们的女邻居，一位军人的妻子，泪流满面地走到院子里。她低声对妈妈说了些什么，但是又做了个手势，让妈妈别说话。大家都怕出声，怕提到发生的事情，甚至当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本来早已经有人通知大家了。但是，他们还是害怕，担心被当作奸细，担心成为危言惑众的人，而这比战争更加恐怖。他们都很害怕……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以为……当然，任何人都无法相信会爆发战争。得了吧！我们的军队就驻守在边境上！我们的领袖们就在克里姆林宫里！国家受到安全可靠的保卫，对于敌人来说，它是难以攻克的！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……那时，我是一名少先队员。 人们转动着无线电收音机，期待着听到斯大林的讲话。人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斯大林没有讲话。后来发表讲话的是莫洛托夫4……大家都收听了。莫洛托夫说：“战争爆发了。”可还是没有人相信。斯大林在哪里？ 许多飞机飞临到城市上空……几十架陌生的飞机，机身上有十字，它们遮蔽了整个天空，遮住了太阳。简直恐怖极了！它们投掷下炸弹……传来连续不断的爆炸声、碎裂声。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睡梦里，那么不真实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清楚记得自己的感觉。自己的恐惧感，快速爬遍了全身，爬遍了所有话语，爬遍了所有念头。我们从家里冲出来，在街道上乱跑……我似乎觉得，整个城市已经不复存在，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有人说：应该往墓地跑，因为他们不会轰炸坟场。为什么还要再轰炸死人呢？在我们地区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犹太人墓地，长满了古老的大树。于是，所有人都奔向了那里，在那儿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。他们搂抱着石头，隐藏在石板后面。 在墓地我和妈妈一直坐到了深夜。周围没有一个人说出“战争”这个词，我听见的是另外一个词——挑衅。大家都在重复这个词。人们都是这么交谈的：什么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要还击了，什么斯大林已经下达命令了，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。 但是，整个晚上明斯克郊区工厂的汽笛声都低沉地响个不停…… 第一批死者…… 第一个死的……我看到的是一匹被打死的马……紧接着……是一个被打死的女人……这让我很震惊。我一直以为，在战争中只有男人会被打死。 早晨，我醒了……想起床，然后才想起来——发生战争了，我又闭上眼睛……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 街道上停止了射击，突然变得死寂，好几天都一片寂静。后来，突然有了动静……有人在走动，比方说，一个雪白的人，从皮鞋到头发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，整个人都沾满了面粉。他肩膀上扛着一个白色口袋。另一个人在奔跑……从他的衣袋里掉下些罐头，他的怀里也抱着一堆罐头，还有糖果……几盒香烟……有人端着一帽子白砂糖……有人抱着一饭锅白砂糖……真是无法描述！一个人拖着一卷子布料，另一个人全身缠满了蓝色印花布，还有一身红色的……非常可笑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笑。这是产品仓库被轰炸了。一家大商店就离我们家不远……人们都跑去了，疯抢那些剩下来的东西。在糖厂，有几个人淹死在了盛满糖浆的大桶里。太可怕了！整个城市都在嗑瓜子，人们不知在哪里找到了一个存放瓜子的仓库。一个女人从我眼前跑过，冲向商店……她手里什么也没拿：没有口袋，也没有网兜——她脱下了自己的衬裙、紧身裤，用它们满满地装了荞麦米，拖走了。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一言不发，没有人交谈…… 当我把妈妈招呼来的时候，只剩下芥末了，黄瓶子装的芥末。“什么也别拿。”——妈妈要求我。稍晚些时候，她承认，她感到很羞愧，因为她一生都是按另外的方式教育我的。甚至当我们忍饥挨饿时，都会回想起这些日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不会为此感到惋惜。我的妈妈就是这样！ 沿着整个城市……沿着我们的大街小巷，德国士兵们平静地散步。他们把一切都拍摄下来，他们大笑着。在战前，我们在学校里喜欢玩一个游戏，我们画德国大兵。画中的他们都长着巨大的牙齿，长着满嘴獠牙。而如今他们就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……年轻、英俊……他们都带着好看的手雷，塞在结实的长筒靴的靴筒里。他们吹着口琴，甚至和我们的漂亮姑娘开着玩笑……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拖着一只装什么的箱子，箱子很沉重。他招呼我过去，示意我：请帮下忙。箱子上有两个把手，我和他一人抓住一个把手，抬着走。当我们抬到目的地，德国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。给你，他说，这是报酬。 我回到家。坐在厨房里，忍不住抽了起来。甚至都没有听到屋门开了，妈妈走了进来： “你在抽烟？” “嗯……嗯哼……” “香烟是谁的？” “德国人的。” “你在抽烟，抽的还是敌人的烟。这是背叛祖国。” 这是我抽的第一支香烟，也是最后一支。 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坐到我的身边： “他们就在这里，让我忍无可忍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 她想和他们斗争，从战争最初的日子就想。我们决定寻找地下工作者，我们毫不怀疑，他们肯定有。我们连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。 “我爱你超过世界上的一切，”妈妈说，“但是你理解我吗？如果万一我们今后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我爱上了自己的妈妈，至今都绝对遵从她的话。这影响了我整个一生…… “奶奶在祈祷……她祈祷我的灵魂能回来……” 娜塔莎·戈利克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校对员。 我学会了祈祷……我常常想起，我是在战争年代学会了祈祷…… 人们都说——战争来了，显然，那时候只有五岁的我，对战争还没有一点概念，一点恐惧感也没有。但是由于害怕，也正是由于害怕，我睡着了，一下子睡了两天，像布娃娃一样，躺了两天。大家都以为，我死了。妈妈哭个不停，奶奶一直在祷告。她祈祷了两天两夜。 我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，我记得是——我看到了光，明晃晃的亮光，非同寻常地明亮。因为光线，我的眼睛都有些刺痛，我听见不知是谁的声音，后来明白，这是我奶奶的声音。奶奶站在圣像前祷告。“奶奶……奶奶……”我呼唤她。她没有回头看我。她不相信这是我在叫她……我已经醒了……睁开了眼睛…… “奶奶，”后来我问她，“当我快要死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祷告的？” “我请求，你的灵魂快些回来。” 过了一年，我们的奶奶就去世了。我已经学会了祈祷。我祈祷，请求她的灵魂快些回来。 可是她没有回来。 “他们全身粉红地躺在木炭上面……” 卡佳·科罗塔耶娃，十三岁。 现在是一名水利工程师。 让我来告诉你那种味道……战争散发出的味道…… 战争爆发前我六年级毕业。当时，学校里有这样的规定，从四年级开始所有学生都要通过考试。于是，我们通过了最后一场考试。这是6月，而1941年的5月和6月天气还很冷。如果我们这里的丁香花往年会在5月盛开的话，而那一年到了6月中旬它们才开放。就这样，战争的开始总让我与丁香花的芳香联系在一起。其间还混杂着稠李花的气息……对于我来说，这些树木散发出的芳香就是战争的气息…… 我们生活在明斯克5，我就出生在明斯克。父亲是军乐队的一名指挥，我跟着他参加过不少阅兵式。除了我，家中还有两个哥哥。当然，他们都非常喜欢我，非常宠爱我，我是家中最小的，何况还是个小妹妹。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很快就是暑假。这是让人非常快乐的日子。我喜欢锻炼身体，经常到“红军之家”的游泳馆去游泳。很多人都羡慕我，甚至班里的男孩们也都羡慕我。我也有些骄傲自大，因为我游得非常出色。6月22日，是星期天，要举办“共青湖”的开放庆祝仪式。这个湖挖了很久，建设了很长时间，甚至我们学校都去参加了义务劳动。我打算作为第一批游泳者去那里游泳。理所当然啊！ 早晨，我们家都习惯去买新鲜的面包吃。这份差事，大家公认由我来承担。在路上，我遇到了一位女朋友，她对我说，战争开始了。我们的街道上有许多花园，房子都淹没在鲜花丛中。我想了想：“什么战争啊？她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” 在家里，父亲摆好了茶炊……我什么还没有来得及说，邻居们就开始四散奔逃，所有人嘴里都重复着一个词：“战争！战争！”第二天早晨七点，有人给我大哥送来了去兵役委员会的通知书。白天他跑去上班，给他发了钱，算清了工资。他拿着这些钱回到家，对妈妈说：“我要去前线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你拿上这些钱吧，给卡佳买件新大衣。”我刚刚升入七年级，成了高年级学生，我曾经希望，能给我做一件蓝色波士顿呢子大衣，配着灰色的卡拉库尔羔羊毛领子。哥哥知道了这件事。 到现在我还记得，临去前线，哥哥给了我买大衣的钱。而当时我们过的日子很清贫，家庭收支都是窟窿，入不敷出。既然哥哥这样请求了，妈妈应该也想给我买件大衣的，但是她没有来得及…… 明斯克开始遭到轰炸。我和妈妈搬到了邻居家的石头地窖里。我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，脾气很古怪，除了院子，它哪里都不去，但是，当轰炸开始，我从院子跑向邻居家的时候，这只小猫也跟在我的身后追着跑。我驱赶它：“回家去！”可它还是跟着我，它也害怕把它独自留在家里。德国人的炸弹伴随着某种轰鸣声飞落下来，像是尖厉的嗥叫。我是一个受过音乐熏陶的小姑娘，这声音强烈地刺激了我。这些声音……如此可怕，以至于我的两个手掌心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和我们一起蹲在地窖里的，还有邻居家一个四岁的小男孩，他没有哭，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。 起初，是单独的一栋栋房子着火了，随后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。我们喜欢看大火燃烧，喜欢看篝火，但是当整个房子着起火来，那简直太恐怖了，大火从四面八方蔓延开来，天空和街道都弥漫着滚滚浓烟。一些地方发出耀眼的光芒……那是因为大火在燃烧……我记得在某栋木头房子上有三个窗户，窗台上生长着茁壮的令箭荷花。这栋房子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只有令箭荷花在怒放……当时我有一种感觉，这盛开的不是鲜红的花朵，而是火焰。鲜花在燃烧。 我们四处奔逃…… 在通往乡间的道路上，人们送给我们面包和牛奶，别的什么食物都没有。而我们——也没有钱。从家里跑出来时，我蒙着头巾，而妈妈不知为什么穿着的是一件冬天的大衣，一双高跟皮鞋。人们给我们东西吃，都是白送的，谁也不提要钱。逃亡的人们像潮水般汹涌。 后来，有人第一次传过话来，说前面的道路被德国人的摩托化部队给截断了。我们赶紧往回跑，跑过那些村庄，跑过那些抱着牛奶罐子的大妈。我们跑回到自己城市的街道上……几天前，这里还是绿荫茂密，鲜花盛开，可如今一切都化为了灰烬，甚至那些古老的椴树也一棵没有留下。一切都焚烧成了黄色的沙尘。生长万物的黑色土壤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只剩下黄黄的尘土，一片沙土。就仿佛你站在了刚刚挖掘好的坟堆旁…… 工厂的锅炉幸存了下来，它们本来是白色的，在剧烈的大火中它们被烧得通红。再也没有什么熟悉的东西了……整条街道都被烧毁了。烧死了许多老爷爷和老奶奶，还有许多小孩子，因为他们没有和大家一起逃跑，他们以为——敌人不会碰他们的。大火里任何人都活不了。你正走着——地上躺着一具发黑的尸体，这说明，烧死的是一位老人；而你远远地看见一个小小的、粉红色的东西，这说明，那死去的是一个孩子。他们全身粉红地躺在木炭上面…… 妈妈摘下自己的头巾，蒙住了我的眼睛……我们就这样走到了自己家的房子前，到了那个几天前还坐落着我们家房子的地方。房子没了。奇迹般跑出来迎接我们的，是我们家那只瘦骨嶙峋的小花猫。它依偎到我的身边，便一动不动了。我们谁也不能说话……甚至小花猫也不叫唤，有好几天它都一声不出。我们大家都一言不发。 我看到了第一批法西斯敌人，甚至不是看见了，而是听见了——他们所有人都穿着钉有铁掌的皮靴，发出喀喀的巨响，咚咚地踏过我们的小桥。我甚至觉得，当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就连大地都会疼痛。 那年，丁香花就这样盛开了……绸李花也这样盛开了…… “可我还是想妈妈……” 季娜·科夏克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理发师。 一年级…… 1941年5月，我刚上完了一年级，父母把我送到了明斯克郊区的戈罗季谢少先队员夏令营去度夏。我到了那儿，才游了一次泳，过了两天——战争就爆发了。我们被带上火车，离开了那里。德国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，我们却高声叫喊：“乌拉！”至于这些飞机是不是别的国家的，我们搞不清楚。在它们还没有轰炸之前……可是一旦开始轰炸，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。所有的颜色都消失了。第一次出现了“死亡”这个词，所有人都在说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词，而妈妈和爸爸没有在身边…… 当我们离开夏令营时，每个人的枕头套里都被塞进了些东西——有的塞了米，有的塞了白糖，甚至连最小的孩子都没有忽略。大家都随身带了些什么东西，人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带些路上吃的。人们都特别珍惜这些食物。但是在火车上，我们看到了受伤的士兵。他们呻吟着，疼痛得厉害，我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。这在我们那里被称作“去给爸爸吃”，我们叫所有男军人“爸爸”。 有人告诉我们，明斯克被烧毁了，一切都被烧毁了，那里已经被德国人占领，我们要坐车去大后方。我们要去的，是没有战争的地方。 坐车走了一个多月。我们准备去某个城市，快到达的时候，因为德国人已经离得很近，人们不能抛下我们不管。于是，我们到了摩尔多瓦6。 这地方的风景非常美丽，周围耸立着不少教堂。房子都很低矮，而教堂很高大。没有睡觉的床和被褥，我们就睡在稻草上。冬季来临的时候，平均四个人才能拥有一双皮鞋。随之而来的是饥饿。挨饿的不仅仅是孩子，还有周围的人，因为所有的食物都供应给前线了。保育院里收养着两百五十个孩子。有一天——招呼大家去吃午饭，却没有任何吃的东西。女教导员和院长坐在食堂里，看着我们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我们养着一匹马，叫玛伊卡……它已经很老了，性情很温顺，我们用它来运水。第二天，这匹马被杀死了。大人给我们水喝，还有一小块玛伊卡的肉……但是这件事隐瞒了我们很久。我们要是知道了，不可能吃它的肉……无论如何都不会！这是我们保育院中唯一的一匹马。另外，还有两只饥饿的小猫，瘦骨嶙峋！还好，我们后来想，真是万幸啊，幸亏两只猫这么瘦弱，不然也会让我们吃掉的。 我们都腆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，譬如我，能喝下一小桶汤，因为汤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给我盛多少，我就能喝下多少。是大自然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如同会吃草反刍的动物。春天，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……围绕着保育院……没有一棵树发芽长叶，因为我们吃光了所有的嫩芽，甚至剥光了嫩树皮。我们吃野菜，所有野菜都吃了个遍。保育院发给我们每人一件短呢子大衣，在大衣上缝了口袋，我们用来装野菜，我们穿着它，嘴里嚼着野菜。夏天拯救了我们，而冬天变得更加艰难。很小的孩子，我们有四十人，单独住在一起。每到深夜都会哭号不止，呼唤着爸爸和妈妈。教导员和老师尽量不在我们的面前提到“妈妈”这个词。她们给我们讲童话，都提前挑选好了图书，上面不能出现这个单词。如果突然有人说出“妈妈”这个词，孩子们立刻号啕大哭。伤心的痛哭根本无法劝得住。 我又重新上了一次一年级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上完一年级时我获得了奖状，但是当我们到了保育院，被问道，谁有补考时，我说，我有。因为我以为，补考就是奖状的意思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从保育院中逃了出来，我要去找妈妈。在森林里，博利沙科夫爷爷发现了饿得有气无力的我。当他知道了我是从保育院里跑出来时，就把我带到了自己家里，收留了我。家中只有他和老奶奶两个人生活。我的身体慢慢地康复了，开始帮助他们收拾些家务：挖野菜，给土豆除草，什么活儿都干。我们吃的是面包，但这算什么面包啊，里面根本没有多少粮食。它的味道苦苦的，面粉里掺杂了所有能磨成粉的东西：滨藜、胡桃花、土豆。我至今都无法平静地看着这些腻味的野菜，能吃很多面包。不管怎么吃，我都吃不饱……在十来岁期间…… 那么多的事我至今仍然记得。许多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…… 我记得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孩，她钻进了不知谁家的菜园里，发现了一个小洞，她在那里守候着老鼠出来。小女孩饿坏了。我记得她的面孔，甚至她身上穿的萨拉凡7。有一天，我走近她，她告诉了我老鼠的事儿……我们就坐在一起，守候着这只老鼠…… 整个战争期间，我都在等待，等战争一结束，我就和爷爷套好马车，去寻找妈妈。被疏散到后方的人们路过我家，我就问他们：“你们看没看到我的妈妈？”被疏散的人很多，那么多，每家都摆放着一锅热乎乎的荨麻汤。如果有人进来，好让他们随便喝些热乎乎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可以给他们吃的了……但是每家都放着一锅荨麻汤……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采集过这种荨麻。 战争结束了……我等着，一天、两天，没有一个人来找我。妈妈没来接我，而爸爸，我知道，他在军队里。我这样等了两个星期，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。我爬上了一列火车，钻到一张座椅下，出发了……往哪儿去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想（这还是孩子的想法）所有的火车都应该去明斯克。而在明斯克，妈妈会等着我！然后，我们的爸爸也会回来……成了战斗英雄！身上挂满了勋章和奖章。 他们在某次轰炸中失踪了。邻居们后来告诉我——他们两个人去找我了。他们奔向了火车站……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可我还是想妈妈。 “这么漂亮的德国玩具……” 泰萨·纳斯维特尼科娃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师。 战争之前…… 就像我记得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：幼儿园、早晨的表演庆祝会、我们的院子、男孩和女孩。我读了很多书，害怕蚯蚓，喜欢狗。我们住在维捷布斯克8，爸爸在建筑企业工作。我记得童年最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德维纳河里爸爸教我游泳。 后来，我上了学。学校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：非常宽阔的楼梯、透明的大玻璃窗，那么多的阳光，那么多的快乐。当时心中有一种这样的感觉——生活就是节日。 战争最初的日子，爸爸去了前线。我记得在火车站上为他送行……爸爸一直在对妈妈说，他们会赶跑德国人，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转移到后方。妈妈不明白，问为什么。如果我们留在家里的话，他会很快就找到我们的，立刻。而我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：“好爸爸，亲爱的！求你快些回家吧。好爸爸，亲爱的……” 爸爸走了，过了几天我们也离开了。一路上我们都受到敌人的轰炸，轰炸我们简直太容易了，因为我们向后方转移的车队相隔五百米就有一辆。我们都是轻装出发：妈妈穿着的是一条有着白色斑点的纬面缎纹裙子，我穿着一件缀着小花的红色印花萨拉凡。所有大人都说，太鲜红的颜色从上面看得会很清楚，只要是飞机一飞过来，大家赶紧分散钻到灌木丛中。而我呢，人们不管逮住什么，就拿什么把我给蒙上，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的红色萨拉凡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像是红色信号灯一样。 人们喝沼泽与水沟里的水。有人开始感染肠道疾病。我也病了，三天三夜昏迷不醒……后来妈妈告诉我，我是怎么得救的。当时我们停在布良斯克，在相邻的道路上遇到了一列军车。我的妈妈当时二十六岁，她长得非常漂亮。我们的队伍停了很长时间。她从车厢里钻出去，相邻车队有一位军官夸奖了她几句。妈妈请求他：“请您离我远点，我不能看到您的微笑。我的女儿快要死了。”原来这位军官是一名军医。他跳进车厢，给我检查了一番，叫来自己的同志：“快点倒杯茶，拿些面包圈和颠茄来。”就是这些士兵的面包圈、一瓶子一升装的浓茶，还有几片颠茄药片，救了我的命。 就在我们去阿克丘宾斯克的一路上，整个车队的人都接二连三地病倒了。大人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停放着病死的和被打死的人那里去，不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。我们只能听到些谈话：这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，那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……妈妈满脸煞白煞白地回来，她的双手在颤抖。而我还是在不停地问她：“把这些人都弄到哪里去了？” 我不记得一点风景。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了，因为我非常热爱大自然。我只记得那些灌木丛，我们曾经躲藏在那下面，还有那些沟壑。不知为什么我觉得，到处都看不见树林，我们一直是在原野上前进，在陌生的荒漠里前进。有一次我感到了这样的恐惧，之后我再也不怕轰炸了。没有人提前通知我们，火车停了十到十五分钟，时间很短。火车又开动了，却把我给甩下了。我一个人……我不记得，是谁一把抱起了我……直接把我扔进了车厢里……但不是我们的车厢，而是倒数第二节车厢。那时候，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妈妈走了。妈妈在身边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害怕，而这一刻我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在妈妈没有奔跑过来，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之前，我成了哑巴，任何人不能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。妈妈——就是我的整个世界，我的星球。如果我哪里疼痛了，只要抓住妈妈的手，疼痛就会立刻消失。晚上我经常是和妈妈睡在一起，挨得越紧，我就越不害怕。如果妈妈近在身边，我觉得，我们就跟从前在家里一样。闭上眼睛——什么战争都没有。只是妈妈不喜欢谈论死亡，而我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…… 我们从阿克丘宾斯克到了马戈尼托戈尔斯克，那里住着爸爸的亲哥哥。战争前他有一个大家庭，有许多男人，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，家里只剩下一群女人了。男人们都去参加战斗了。1941年底，她们收到了两份死亡通知书——伯伯的两个儿子牺牲了…… 那个冬天我还记得闹水痘，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病了。还记得一条红裤子……妈妈用票证买到了一块深红色的绒布，她用这块布料给我缝制了一条裤子。孩子们都戏弄我，说我是“穿红裤子的和尚”，我很生气。稍晚，妈妈凭票证又弄到了一双胶皮套鞋，我套到脚上，到处乱跑。我的脚踝被磨破了，因此不得不时常往脚后跟处垫些东西，好让脚后跟高出一些，不至于再磨破了。但是冬天简直冷极了，我的手和脚始终是冰凉的。学校里的取暖炉经常会坏，教室里的地板上都结了冰，我们在课桌间可以溜冰。我们裹着大衣坐在教室里，都戴着手套，只是为了握住笔，把前面的指头处剪掉，好露出手指。我记得，我们不能欺负和戏弄爸爸牺牲了的那些孩子。为此，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。我们还读了很多书。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多书……反复阅读儿童经典和青年读物，给我们发的是成年人读的书，别的女孩都有些害怕……甚至男孩们也不喜欢，都略过那些描写死亡的页码，而我都读了。 下了很多雪。所有孩子都跑到了大街上，堆起雪人。我却感到很困惑：在战争时期，怎么可以堆雪人、兴高采烈呢。 大人们一直在收听广播，没有广播简直活不下去。我们也是这样。为莫斯科的每次捷报礼炮而欢欣鼓舞，为每一个消息而提心吊胆：前线究竟怎么样了？从事地下工作的，那些游击队员们怎么样了？后来，播放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的纪录片，我们十遍二十遍地反复观看。有时甚至一连放映三遍，我们就会跟着看三遍。电影在学校里放映，没有专门的电影放映厅，在走廊里放，我们就坐在地板上看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我记住了死亡……妈妈为此骂过我。她去找医生咨询，我为什么会这样……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不该小孩知道的事物感兴趣，比如死亡之类的问题？如何才能帮助我思考些儿童的事情…… 我停止了阅读童话、儿童故事……我从中又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，那里面也有许多杀人的事，很多血腥。对于我这是一个重大发现…… 1944年末，我看见了第一批德国战俘，他们排着很宽的队伍走过街头。让我感到震惊的是，人们走近他们，送给他们面包吃。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，我跑到上班的妈妈那里，问她：“为什么我们的人给德国人面包？”妈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哭了。当时，我还看见了第一个穿着德国军装的士兵死尸，他在队伍里走着，走着，就倒下了。队伍停下了片刻，继续向前移动，我们的战士在他身边停了下来。我跑到跟前，我很好奇，想凑近看看死去的人，想到旁边看看。当广播里播放敌人的死伤人数时，我们总是很高兴……可现在……我看见了……那个人就好像睡着了似的……他甚至不是躺着，而是坐着，半坐着，头歪在肩膀上。我不知道，是该憎恨他呢，还是该可怜他呢？这是敌人！我们的敌人！我不记得：他年轻还是年老呢？是很疲惫的样子。因此，我很难仇恨他。我也把这些告诉了妈妈。她听了后，又哭了。 5月9日清晨，我们被吵醒了，因为楼道里有人大声地喊叫。天还早着呢。妈妈出去打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惊慌失措地跑回来：“胜利啦！难道真的胜利了？”这让人有些不太习惯：战争结束了，这么久的战争。有人哭泣，有人大笑，有人叫喊……哭泣的都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，高兴的是，不管怎么说，终于胜利了！谁家有一把燕麦，谁家有一个土豆，谁家有一根甜菜，都拿了出来，送到一家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，这个早晨……甚至对联欢晚会都不会这样…… 在战争期间，大家不知为什么都悄声地说话，甚至我都觉得，是在低低地耳语，而此时此刻，突然大家都放开了嗓门说话。我们始终都跟在大人身边，他们请我们吃喝，抚摸我们，然后又轰走我们，说：“你们都到街上去吧。今天——可是节日啊。”然后，又把我们叫回家。大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给我们这么多的拥抱和亲吻。 但是我——真是个幸运的人，我的爸爸从前线回来了。爸爸给我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童玩具，德国的玩具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德国的玩具能够这样漂亮…… 我也尝试着和爸爸谈论死亡，谈论我和妈妈转移时的大轰炸……道路两旁躺着那么多我们牺牲了的战士尸体。他们的面孔上覆盖着树枝，他们身上飞满了苍蝇……一群群的苍蝇……谈起那个死去的德国人……说到我女朋友的爸爸，他从战场上回来，过了几天就死了，是由于心脏病死的。我无法明白：他怎么可以在战争结束后死去呢，当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时刻？ 爸爸一言不发。 “一把盐，这是我们家留下来的全部……” 米沙·马约罗夫，五岁。 现在是农业科学院副博士。 在战争年代，我喜欢做梦。我喜欢做那些和平年代的梦，那些战前我们生活的梦…… 第一个梦。 奶奶做家务活儿……我等待着这一时刻。看着她把桌子挪动到窗户前，展开一块布料，在上面铺上棉絮，再盖上另一块布料，接着她就开始穿针引线，缝制被子。我也有自己的活儿：奶奶从一头钉进几根小钉子，按着顺序往它们上面缠绕细线，细线上涂了粉，而我从另一头拽着。“拽紧，米舍恩卡9，再用力点。”奶奶说。我就扯紧细线——她拉起它们，再松开：“啪”，粉笔线就印到了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缎面上。这些线条交叉，组成了一个个菱形，沿着这些粉笔印，奶奶再使用黑线缝被子。下一个步骤：奶奶展开纸样子（现在都把它叫作镂花模板），于是粗粗绷上的被面上就出现了图案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有趣。我的奶奶是一名缝纫能手，她会用细密的针脚缝制衬衫，特别是衣领子，她做得特别好。她的“胜家”10手摇缝纫机直到我睡着了还在忙活。就连爷爷都睡着了。 第二个梦。 爷爷做皮鞋。在这里我也有自己的活儿——把木钉子削尖。如今所有的鞋掌都是用铁钉子，但是它们会生锈，鞋掌很快就会脱落。可能，当时人们已经在使用铁钉子了，但是我记得是木头的。从笔直的、没有木节的老桦木上锯下一段，放在棚子里晾干，然后劈成厚度为三厘米、长度为十厘米的长条形，再晾干。把这些长条木再裁成厚度为两三毫米的薄片。鞋匠刀很锋利，用它能够非常轻易地从两头切削薄片的边缘：把它固定在木工台上“唰唰”两下，木片很薄，很快就做成木钉子了。爷爷用鞋匠针在鞋跟上扎出眼儿，插进木钉子，用鞋匠锤子敲击几下，钉子就揳进了鞋跟。要揳上两排钉子，这不仅仅美观，而且还很结实：干燥的桦木钉子受潮后只会膨胀，那就会把鞋跟钉得更牢固，不会脱落，直到鞋子穿烂为止。 爷爷还会缝制毡靴，确切点说，是为毡靴做第二层鞋掌，它们会很耐磨，穿上以后不用再穿胶皮套鞋。或者给毡靴缝上真皮后跟，以防穿上胶皮套鞋的时候把毡靴磨坏了。我的任务是捻亚麻绳子，浸上松焦油，往麻线绳上涂蜡，穿上针。鞋匠的织针很珍贵，因此爷爷时常用的是猪鬃，野猪脖梗子上的普通鬃毛，或者是家猪的，但是后者软一些。这样的猪鬃，爷爷有一小捆。还可以用它来缝鞋掌，在不方便的地方缝补丁：韧性好的猪鬃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穿过去。 第三个梦。 大一些的孩子们在邻居家的大棚子里组织了剧团，他们表演的是边防战士和侦探的故事。票价是十戈比，可是我没有十戈比，不让我进去看，我就开始哭：我也想看“打仗”的。我悄悄地往棚子里偷看——“边防战士们”穿着真正的军便装。节目太吸引人了…… 接下来，我的那些梦都猝然中断了…… 很快，我就在自己的家里看到了战士的军便装。奶奶给满身疲惫、尘土满面的战士们做吃的，他们嘴里说着：“德国人会完蛋的。”我贴近了奶奶问：“德国人是干什么的？” 我们往马车上装运包袱，我坐在它们上面。不知是往哪里走，然后我们又返了回来……在我们的家里——是德国人！他们跟我们的战士一样，只是穿着另外样式的军装，很快活的样子。我和奶奶、妈妈住到了炕炉后面，而爷爷呢——住到了板棚子里。奶奶已经不再做被子了，爷爷也不再做皮鞋了。有一次，我撩起窗帘：在窗户角落里坐着一个德国人，戴着耳机，转动着无线电台的按钮，可以听到音乐，然后是清晰的俄语……另一个德国人此时正往面包上涂黄油，他看见了我，在我的鼻子尖上晃了晃刀子，我吓得赶紧躲藏到窗帘后，再也不敢从炕炉后面爬出来了。 一个人被押解着从我们家门前的街道上走过，他穿着烧烂的破军装，光着脚，双手被捆绑着。这个人全身都是黑色的……后来我看见，他被吊死在了村委会附近。听人们说，这是我们的飞行员。深夜我梦见了他。在梦里他吊死在了我们家的院子里…… 记忆中的一切都是黑色的：黑色的坦克、黑色的摩托车，德国士兵一身黑色军装。我不相信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黑色的，但是我记住的一切就是这样的，像黑白电影胶片…… 我不知被人们用什么包裹起来，我们躲藏到了沼泽地里。整个白天，整个夜晚。晚上很冷。不知名的野鸟发出可怕的鸣叫声。好像，月光出奇地明亮。太恐怖了！如果让德国狼狗看见或者听见我们怎么办呢？不时传来它们断断续续的吠叫声。到了早晨——想回家！我也想回家！所有人都想回家，暖和暖和！但是房子已经没了，只剩下一堆冒着烟还没有烧完的木头。烧焦的地方……在大火焚烧之后……在灰烬里我们找到了一堆盐，它永远放在我们炉口旁的小台子上。家人小心地收集起盐，收集起和盐混到一起的黏土，倒进了罐子里。这是我们家留下来的全部东西…… 奶奶一言不发，沉默着，深夜的时候，她一边哭，一边念叨：“唉，我的小房子啊！唉，我的小屋！我从小丫头起就在这儿住啊……媒人们上这儿来提的亲啊……孩子在这里生养了一大群啊……”她在我们家黑乎乎的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像幽灵一样。 早晨我睁开眼睛——发现我们睡在地上，睡在我们家的院子里。 “我吻过课本上所有的人像……” 季娜·施曼斯卡娅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收款员。 我会笑着回首往事……怀着惊讶的心情。难道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自己身上？ 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，我们去看马戏。全班同学都去了，看的是上午的早场演出。什么都没有预料到，什么都没想……所有大人都知道了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鼓掌喝彩，哈哈大笑。马戏团里有一头大象，还有几头小象！猴子们表演了跳舞……就是这样，我们快活地走到街上。人们号叫着：“战争爆发了！”所有孩子都高呼：“乌——拉！”兴高采烈。我们想象的战争是这样的：人们都戴着布琼尼式军帽11，骑在马上。现在是该我们表现一把的机会了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战士们。我们要成为战斗英雄。我最喜欢看有关战争的图书了。有关战争的，有关战斗功绩的……那里有我们各种各样的梦想……我钦佩那些受伤的士兵，那些从硝烟中、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伤员。家里自己桌子上的整面墙都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军人照片，上面有伏罗希洛夫12，还有布琼尼…… 我和女伴们想偷偷跑去参加芬兰战争，而我们认识的男孩子都想去参加西班牙战争。战争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一生最有意思的大事，被认为是最大的冒险。我们盼望着战争，我们是当代儿童，优秀的儿童！我的女友总是戴着布琼尼式军帽，她从哪里搞到的，我已经忘记了，但这是她最喜欢的帽子。我们是如何投入战斗的呢？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许，我们是想去西班牙。现在我就来说说：她在我们家里过夜，当然，她是特意留下来的，黎明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。踮着脚尖，“嘘——嘘——”顺手抓了点吃的东西。我哥哥呢，看得出，早就已经盯上我们了，发现了最近一段日子我们窃窃私语，匆匆忙忙地往口袋里塞东西。在院子里，他追上我们，把我们叫了回来。他骂我们，吓唬我们，把我的藏书中所有关于战争的图书都扔了出去。我整整哭了一天。当时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 可如今是真正的战争…… 过了一周，德国军队就开进了明斯克市。德国人本身我不能立刻想得起来，只能想得起他们的技术装备。大型汽车、大型摩托车……我们没有这些东西，这样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。人们都傻了，变成了哑巴，瞪着恐惧的眼睛走来走去……在围墙和电线杆上出现了陌生的标语和宣传单、陌生的命令，恢复了“新秩序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学校又开始上课了。妈妈觉得，战争就战争吧，学习不应该中断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应该去上学。在地理课的第一节课上，战争前教过我们的女老师，竟然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讲话，反对列宁。我对自己说：我再也不在这样的学校里上学了。决不！我不想去！回到家，我亲吻了课本上所有的人像，所有喜欢的我们领袖的照片…… 德国人经常冲进人们家里，总是在搜查什么人，不是犹太人，就是游击队员……妈妈说：“把自己的红领巾快藏起来。”白天我就把红领巾藏起来，晚上，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，我又戴上。妈妈很害怕：万一德国人深夜来搜查呢？她劝说我，她哭着劝我。我等妈妈睡着了，等家里和外面变得一片安静。那时，我再从柜子里掏出红领巾，掏出苏联的课本。我的女友也是这样，她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睡觉。 现在我都觉得欣慰，我们是这样的人…… “我用双手收集起它们……它们雪白雪白的……” 热尼亚·谢列尼亚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记者。 在那个星期天，1941年的6月22日…… 我和哥哥去采蘑菇。已经到了采集肥厚的牛肝菌的季节。我们的小树林不大，我们熟悉那里的每一丛灌木、每一片空地，哪里生长什么样的蘑菇，哪里生长什么样的浆果，甚至哪里开着什么花，哪里有柳兰，哪里有黄色的金丝桃、蓝色的帚石南……当我们听到巨大的轰鸣声，已经打算回家了。轰鸣声是从空中传来的……我们抬起头：头顶上空有十二到十五架飞机……它们飞得很高，很高，我想，以前我们的飞机从来没飞过这么高。我听到轰鸣声：呜——呜——呜！ 就在此时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妈妈，她朝我们跑来——哭着，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嗓子都喊哑了。战争开始第一天的印象就是这样的——妈妈不是温柔地呼唤我们，像平常那样，而是喊叫：“孩子们！我的孩子们！”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代替整个面孔的——只有一双大眼睛…… 过了两天，大概是吧，一支红军部队来到了我们的村庄。他们满身尘土、汗水淋漓、嘴唇干裂，他们贪婪地喝了许多井水。他们是怎么幸存下来的……当天空中出现了我们的四架飞机的时候，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光彩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清晰的红星标志。“我们的飞机！我们的飞机！”我们和红军战士一起欢呼。但是，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些黑色的小飞机，它们围绕着我们的飞机飞行，不知什么东西从哪里发出嗒嗒嗒的响声，以及轰鸣声。可怕的声音从地面上就可以听到……这种声音就像是……知道吗……就像是有人把油布或是亚麻布撕裂的声音……但是声音要大一些……我还不知道，这是机关枪在从远处或从高空进行扫射。我们的飞机坠落了下来，拖着一条红色的火光，冒着浓烟。咣咣！红军战士们呆立着，哭泣着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。我第一次看见……第一次……看见红军战士哭了……在战争影片中，在我们村子里看到过的战斗影片中，他们是从来都不会哭的。 又过了几天……妈妈的妹妹——卡佳姨妈从卡巴卡村跑来了。她全身乌黑，样子很可怕。她说，德国鬼子进了她们的村子，逮捕了抗战积极分子，把他们押到栅栏旁边，在那里用机关枪把他们都打死了。被打死的人中，就有妈妈的哥哥，他是村委会代表，一位老共产党员。 至今我仍然记得卡佳姨妈说的话：“他们打中了他的脑袋，我用双手收集起了他的脑浆……它们雪白雪白的……” 她在我们家住了两天，整天都在说着这件事……不停地重复着……两天的时间，她的头发就都变白了。当时妈妈就坐在卡佳姨妈的身边，拥抱着她，哭泣着，我抚摸着她的头。我很害怕。 我害怕，妈妈的头发也会突然变白了…… “我想活下去！我想活下去！” 瓦夏·哈列夫斯基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建筑师。 这些景象，这些战火，是我的财富。这些——简直好极了，我忍受的那些煎熬…… 任何人都不相信我，甚至妈妈也不相信。战争结束后，当人们开始回忆往事时，她惊讶地说：“你不应该记得这些，你当时还小。这是谁告诉你的吧……” 不，我本人清楚地记得…… 炸弹轰响，我把头扎到哥哥的怀里说：“我想活！我想活！”我怕死，尽管我当时对死亡是什么东西还一无所知。那又怎么样呢？ 我自己清楚地记得…… 妈妈给我和哥哥最后两块土豆，妈妈只是看着我们。我们知道，这是最后的土豆。我想留给她吃……一小块……但是没能够。哥哥也不能……我们感到很羞愧。可怕的羞愧。 不，是我自己记得…… 我看见了我们的第一个士兵，依我看，这是位坦克手，但我不能肯定……我跑向他喊叫着：“爸爸！”而他双手把我向空中高高举起来：“乖儿子！” 我记得这一切…… 我记得，大人们说：“他——还小，不明白。”这让我感到很惊讶：“这些大人真可怕，为什么他们断定，我什么都不明白呢？我都懂。”我甚至觉得，我比大人们还要懂事，因为我不哭，他们却哭。 战争——这是我的历史课本。我的孤独……我错过了童年时代，它从我的生活中一闪而过。我是个没有童年的人，代替我的童年的——是战争。 因此，在以后的生活中让我快乐的只有爱。当我恋爱的时候……我懂得了爱情…… “我透过扣眼儿往外偷看……” 英娜·列夫凯维奇，十岁。 现在是一名建筑工程师。 在最初的那几天……从一大清早起…… 我们的上空就投掷下来了炸弹……地上是横七竖八的电线杆和电线。惊慌失措的人们，全都从家里跑出来。人们从自己家里跑到街道上，相互提醒着：“小心——电线！小心——电线！”好让大家别绊到电线上，别摔倒。似乎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。 6月26日清晨，妈妈刚刚发了工资，她在一家工厂当会计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已经成了难民。当我们逃离明斯克时，看到我们的学校着火了。每个窗子里都喷吐着火焰，那样地明亮……那样地……那样地猛烈，直达天空……我们哭喊着，我们的学校着火啦。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，三个自己步行，最小的被妈妈抱在怀里。妈妈还担心，家里的钥匙随身带出来了，可是房门却忘记锁好了。她打算拦住汽车，叫喊着，哀求着：“请拉上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去保卫我们的城市。”她不愿意相信，德国人已经进了城，城市已经沦陷了。 一切都变得非常可怕，变得非常莫名其妙，那些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，那些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。特别是死亡……在死人身边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茶壶和饭锅。一切都被烧过了……让人觉得，我们好像是在火热的煤炭上奔跑……我总是跟男孩子们交朋友。我长得像个淘气鬼。我充满兴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：炸弹怎么飞，它们怎么呼啸，怎么落下来。当妈妈喊叫我：“快趴到地上！”我就透过扣眼儿向外偷看……天上有什么？人们怎么奔跑……树上挂着的是什么东西啊……当我明白树上挂着的是一个人身体的什么东西时，我吓呆了。我闭上了眼睛…… 妹妹伊尔玛当时七岁，她拎着个煤油炉子和妈妈的鞋，她很担心把这双鞋子弄丢了。鞋子还是全新的，浅粉色，带棱的高跟。妈妈把它们带出来不是偶然的，也许，因为这是她最漂亮的东西吧。 我们带着钥匙和鞋子，很快就返回了市里，这里的一切都被焚毁了。我们很快开始挨饿。我们采集滨藜，吃滨藜，还吃过一种晒干的不知叫什么的花！冬天临近了。德国人烧毁了郊区一个集体农庄的大果园，他们害怕游击队，大家都跑到那里，去砍大麻，想或多或少带回些柴火，烧热家里的炕炉。人们用酵母烤制饼干，在锅里熬煮酵母，里面就散发出饼干的味道。妈妈给了我钱，让我去市场上买面包。在那里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卖小羊羔，我心想，我要是买下这只小羊羔，就能拯救我们一家人。小羊羔长大后，我们就会有羊奶喝了。我就把妈妈给我的所有钱都给了她，买下了这只小羊羔。我不记得妈妈怎么骂我了，只记得，有好几天我们都饿着肚子坐着：没有钱。我们熬了些什么汤，喂小羊羔，我抱着它睡觉，好让它暖和些，但它还是冻坏了，很快就死了。简直太悲剧了。我们哭得很伤心，不允许把它从家里带出去。我比谁都哭得厉害，我认为这都是自己的罪过。妈妈深夜悄悄把它带了出去，告诉我们，老鼠把它吃掉了。 但是，即使在封锁中，我们也庆祝了所有五月和十月的节日。这是我们的节日！我们的！大家一定要唱歌，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唱歌。哪怕只有一块带皮的熟土豆，有时甚至大家只有一块糖，但这一天我们仍会尽量做点什么稍好点的，即便明天又要饿肚子，但我们仍然一定要庆祝节日。小声唱起妈妈喜欢的歌曲：“清晨用温柔的鲜花装点了克里姆林宫的城墙……”这是一定的。 女邻居烤了馅饼卖，她建议我们：“从我这里批发些馅饼吧，你们去零卖。你们年轻，跑得快。”我决定做这个买卖，因为知道妈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很艰难。女邻居给我们送来馅饼，我和妹妹伊尔玛坐着，看着它们。 “伊尔玛，你不觉得，这个馅饼比别的大一些吗？”我说。 “我觉得也是……” 你们无法想象，我们多想尝一小块啊。 “让我们来切下一点点吧，然后我们再去卖。” 我们这样坐了两个小时，结果什么也没带到市场上去。后来，女邻居又开始自己熬制枕形的糖果，这种糖果，不知为什么，好久都没在商店里出现过了。她给了我们些这样的糖果，叫我们去卖。我和伊尔玛又坐着，看着它们。 “有一块糖挺大的，比别的都大一些。伊尔玛，让我们来舔一下吧。” “好的……” 我们三口人穿一件大衣、一双毡靴。我们经常坐在家里。互相讲故事听……说自己读过的什么书……但这太无聊了。我们最感兴趣的，是幻想战争结束后，我们都能幸存下来。到那时，我们就只吃馅饼和糖果。 战争结束后，妈妈穿上了绉绸的上衣。她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件上衣，我不记得了。所有好东西我们都换了食物。这件上衣是黑色的袖口，妈妈裁掉了它们，为了不留下任何不快乐的东西，只要鲜艳明快的。 我们立刻就去上学了，最初那些天，我们都在为即将举办的盛大阅兵活动排练歌曲。 “我只听到妈妈的喊叫声……” 丽达·波戈尔热里斯卡娅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生物学副博士。 我一辈子都在回忆这一天……爸爸不在的第一天…… 我们想睡觉。妈妈大清早就招呼起了我们，她说：“打仗了！”哪还敢睡觉啊？赶紧收拾东西上路。还没觉得害怕。大家都看着爸爸，我们的爸爸表现得很平静，像以往一样。他是一名党务工作者。妈妈说，每个人都要随身带些什么东西。我没有想到要拿什么，小妹妹抓起一个布娃娃，妈妈抱着我们的小弟弟，爸爸已经催促我们赶紧出发了。 我忘记说了，我们住在科布林市13，距离布列斯特14不远。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开始第一天就打到了我们这里。人们都还没来得及明白过来。成年人几乎都不交谈，默默地走着，骑在马上一言不发。这让人感觉到了某种恐惧。人们向前走着，走着，好多好多人，可是都不说话。 当爸爸追赶上我们，我们才稍稍平静了些。爸爸在我们家里是主心骨，因为妈妈很年轻，她十六岁就嫁给了爸爸。她甚至都不会做饭，而爸爸呢——是个孤儿，什么都会做。我记得，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爸爸有空儿的时候，给我们做些好吃的东西。这一天，对我们来说，简直就像过节一样。到现在我都觉得，没有什么东西比爸爸熬的碎麦粥更可口的了。他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走了多久，就等了他多久。打仗的时候，如果爸爸不在身边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这就是我们一家人。 我们逃难的车队很庞大，走得非常缓慢。有时大家会停下来，望着天空。目光寻找着，看有没有我们的飞机……徒劳地寻找着…… 中午，我们看见了一支不知哪里来的军队。他们骑在马上，穿着崭新的红军军服。那些马都长得膘肥体壮，个头很大。谁也没有猜出来，这是化装潜入境内的敌军。大家都以为，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！人们都很高兴。爸爸迎着他们，走向前去，我听见妈妈的叫喊声……没有听到射击声……只有妈妈的叫喊声：“啊啊啊！……”是妈妈的声音，这还是不是妈妈的声音啊？妈妈的！我记得，这些军人甚至没有从自己的坐骑上下来……妈妈喊叫的时候，我跑走了。人们都四散奔逃，话也不说地跑开了。我只听见，我们的妈妈的叫喊声……我跑啊，跑啊，直到被绊倒在地，摔进高高的野草丛里…… 到傍晚前我们的车队才停下来。人们都在等着。当天色黑下来时，我们大家都返回了这个地方。妈妈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等待着。有人说：“你们看看，她的头发都白了。”我记得，大人们挖一个坑……记得后来人们把我和妹妹推到前面，说：“去吧，去和父亲告别。”我迈了两步，就不能往前走了，我坐在了地上，妹妹也坐到了我的身边。弟弟睡着了，他还太小，什么也不懂。我们的妈妈晕厥过去，躺在马车上，人们不让我们靠近她。 就这样，我们的家人都没有能够看到死去的爸爸。谁也不记得他死去的样子。当我回想起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直领制服，年轻、英俊。甚至到了现在，我都已经比我们的爸爸岁数大了。 我们被疏散到了斯大林格勒州，妈妈在集体农庄里工作。从前什么也不会的妈妈，不会在田里除草，分不清燕麦和小麦的妈妈，成了先进劳动者。我们没有了爸爸，别的人也有失去爸爸的，还有的失去了妈妈，或者兄弟，或者姐妹，或者是爷爷。但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孤儿。人们都疼爱我们，把我们抚养长大。我记得丹尼娅·莫洛佐娃阿姨，她的两个孩子都死了，她独自一人生活。她为我们付出了一切，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。本来都是非亲非故的陌生人，但在战争年代都成了亲人。弟弟长大后说，我们虽然没有爸爸，但是我们有两个妈妈：我们的妈妈和丹尼娅阿姨。我们就这样长大了……跟着两个、三个妈妈长大了…… 我还记得，我们走在疏散的路上，被敌人的飞机轰炸，我们跑着躲藏。我们不是躲藏到妈妈身边，而是跑向士兵。轰炸停止后，妈妈骂我们，说离开她的身边，到处乱跑。但我们还是那样，一旦重新开始轰炸，我们就又跑向战士身边。 当明斯克解放后，我们决定回去，回家，返回到白俄罗斯。我们的妈妈——是土生土长的明斯克人，但是，当我们走出明斯克的火车站时，她都不知道，自己该往哪里去。这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座城市。整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……碎石瓦砾遍地…… 后来，我在戈列茨科耶农业学院上学……住在宿舍里，我们宿舍里有八个人。大家都是孤儿。没有人为我们单独办理落户手续，也没有人打算这样去做——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不是就我们这一个房间。我记得，深夜时我们哭喊……我会从单人床上跳起来，去拍打房门……四处躲藏……女伴们找回了我。我开始哭，她们也跟着哭，整个房间中一片号啕声。清晨我们又得去上课，去听讲。 有一天，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男人，他长得像爸爸。我跟随在他的后面，走了很久。我没有见到爸爸死去的样子啊…… “我们在演奏，战士们却在哭泣……” 瓦洛佳·奇斯托克廖多夫，十岁。 现在是一名音乐人。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…… 清晨的大海，蔚蓝而宁静。这是我来到黑海岸边的“苏维埃-克瓦泽”儿童疗养院最初的日子。人们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……我潜到了波浪下，但是在那里，在水下，也能听到这种轰鸣。我们没有害怕，而是玩起了“打仗”的游戏，都没有怀疑，战争在哪里已经开始了。不是游戏，不是军事演习，而是真正的战争。 过了几天，我们就被打发回家了。我——回到了罗斯托夫。城市已遭受过第一次轰炸。大家都在准备街头巷战：挖好了战壕，构筑起了街垒。人们还学习了射击。而我们，这些孩子，看守着箱子，里面装满了易燃混合物的瓶子，哪里有了火情，我们就运送沙子和水。 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军队医院。在我们的第七十中学为受轻伤的士兵设置了军队野战医院。妈妈被派到了那里工作。为了不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领导允许她把我带在身边。撤退的时候——野战医院搬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 在敌机轮番轰炸之后，我想起碎石瓦砾下面有一堆书，我翻出来一本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动物的生活》。很厚，有非常漂亮的插图。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，我读着这本书，无法停止下来……我记得，我没有拿军事题材的书，我已经不想读战争的书了，而是想读动物的，特别是小鸟的…… 在1942年的11月……军队医院的领导下命令，给我发了一套军装，真的，人们不得不赶紧给我改做了一件。可适合我穿的皮靴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找到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医院培养的人，成了一名士兵。我做了些什么呢？光绷带就能让人发疯。它们从来都不够用，必须清洗，晒干，卷起来。你们试试一天要卷起一千条绷带！而我缠得比成年人还快。我轻易地学会了卷纸烟……在我十二岁生日的时候，比我年长的哥们儿微笑着送了我一包烟叶，就像对待享有了与大家同等权利的士兵一样。我开始抽烟，悄悄地背着妈妈抽。你想想看，当然得背着她。喏……太可怕了……我看到流血还是很难习惯。我害怕烧伤的病人，他们满脸乌黑…… 当装载着食盐和石蜡的车厢被炸毁后，我的新活儿又来了。食盐是给厨师的，石蜡呢，是给我的。我不得不掌握这门专业技术，尽管士兵的任务清单中没有列入——我要制作蜡烛。这比处理绷带还要困难！我的任务就是——注意要让蜡烛能长时间燃烧，没电的时候，会使用它们。不论是在轰炸，还是机枪射击的时候，医生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手术，深夜的时候只是要把窗子封闭严实。我们要用床单、被子把窗户封堵好。 尽管妈妈哭着劝说，我还是想跑到前线去。我不相信我会被打死。有一次，我被派去买粮食……快到了，开始了炮击，迫击炮的射击。中士被打死了，马车夫被打死了，我被震出了内伤。我成了哑巴，过了好一段时间，才又开始说话，但仍然会结结巴巴。到现在还是这样。大家都很吃惊，我竟然活了下来，我却有另外一种感觉——难道说我能被打死？我怎么可能会死掉？我跟随军队医院穿过了整个白俄罗斯、波兰……我学会了说波兰语…… 在华沙……伤员中有一名布拉格剧院的捷克长号手。医院领导很喜欢他，当他恢复健康后，就请他到病房中巡回演奏，寻找懂音乐的人。很快他们就组建了一个不错的乐队。他们教会了我唱中音，后来我又自己学会了弹吉他。我们演奏的时候，战士们都哭了。我们演奏的都是快乐的曲子……就这样，我们打到了德国…… 在被轰炸过的德国村庄，我看到一辆童车扔在地上。我很高兴，骑上它，就离开了。这样骑行很方便！在战争年代，一件儿童玩具我也没有见到过。我忘了，它们应该在哪里有卖的。儿童玩具…… “死去的人们躺在墓地……仿佛又被打死了一次……” 瓦尼亚·季托夫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土壤改良师。 黑色的天空…… 黑色的硕大的飞机……它们低低地轰鸣着，紧紧贴着地面。这是——战争。正像我记住的……我记住的都是这些单独的碎片…… 我们遭遇了轰炸，我们都躲藏到花园的老苹果树下。我们共有五个人。我还有四个兄弟，最大的十岁。他教会了我们怎样躲避飞机的轰炸——应该躲藏到大苹果树下，那里的枝叶茂密。妈妈召集起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地窖里。地窖里很可怕，里面住着大老鼠，它们的一对小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。那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。老鼠们在深夜里还吱吱乱叫，追逐玩耍。 当德国士兵闯进村子里，我们躲藏在了壁炉上一堆破烂衣服的下面，闭着眼睛躺着，不是特别害怕。 他们放火烧毁了我们的村庄，轮番轰炸了村里的墓地。人们都跑到那里去了：那些死者都躺在上面……他们躺着，就如同又被打死了一次……我们的爷爷躺在那里，不久前他刚刚死去。人们又把他埋葬了一次……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，我们都喜欢玩“打仗”的游戏。当时我们都已经玩厌了“白军和红军”“夏伯阳”等游戏，我们就玩“俄军和德军”的游戏。我们打仗，抓俘虏，射击。头上戴着士兵的钢盔，我们的和德国人的，当时钢盔丢弃得到处都是——森林里，田野上到处都是。谁也不想当德国人，为此我们甚至打起架来。我们在真正的避弹所和堑壕里玩游戏，用棍子打斗，展开肉搏。母亲们摇头叹息，她们不喜欢我们这样。她们哭了。 我们都很惊讶，为什么从前……战争之前她们没有因为这个骂过我们呢…… “当我明白这个人是父亲……我的膝盖颤抖不停……” 廖尼亚·霍谢涅维奇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设计师。 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些色彩…… 当时我才六岁，但我记得非常清楚……我爷爷的房子——黄色的，木头房子，栅栏后的草地上堆放着原木。白色的沙土，我们在那里玩耍——就像被清洗干净的、洁白洁白的。我还记得，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到市里去照相，艾洛奇卡哭了起来，我就安抚她。这张照片保存了下来，唯一一张战前的照片……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到的是绿色。 后来，所有的回忆都陷入了一片黑色之中……如果这些事物，最初的时候，是明亮的色调——碧绿碧绿的小草、鲜亮的水彩画、洁白洁白的沙土、金黄金黄的栅栏……后来这一切都染上了一层黑色的颜料：在呛人的浓烟中快要窒息的我，被人们不知带到了哪里，街道上——都是我们的东西，包袱，不知怎么还放着一把椅子……人们都在哭泣。我和妈妈沿着大街走了很久很久，我用手提着裙子。妈妈对所有遇到的人都在重复一句话：“我们家的房子给烧没了。” 我们在一个楼道里过夜。我非常冷，把双手伸到妈妈的上衣口袋中取暖。我的手在里面摸到了一件冰凉的东西，这是我们家的钥匙。 突然——妈妈没了。妈妈消失了，只剩下外婆和外公。我有了一位朋友，他比我大两岁——热尼亚·萨沃奇金。他七岁，我五岁。他用格林兄弟童话教会了我识字。外婆按照自己的方式教我，她会往我的额头上弹个令人不快的脑奔儿：“哎呀，你啊！”热尼亚却教我学习。他指着字母教我读书。我最喜欢听童话故事，特别是外婆给我讲的。她的嗓音特别像妈妈。有天晚上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士，她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东西。我从她的话里听出来，妈妈还活着，和爸爸一样，在进行战斗。我幸福地喊叫起来：“妈妈就快回来喽！”我想跑到院子里，把这个好消息和自己的朋友分享，结果吃了外婆一皮带。外公替我说情。他们躺下睡着后，我把所有的皮带都收集起来，塞进了柜子里。 总是想吃东西。我和热尼亚经常去黑麦地，就在我们的房子后面。我们搓了麦穗，咀嚼麦粒吃，而这片田野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……麦穗也是德国人的……看见来了小汽车，我们想赶紧悄悄溜走。一个德国军官，身着绿军装，肩章闪闪发光，直接从我们家的栅栏里把我揪了出去，不知是用马鞭还是用皮带抽打着我。因为恐怖，我吓傻了——感觉不到疼痛。突然我看见外婆：“长官，尊敬的长官，求你放了我的孙子吧。看在上帝的面上，放了他吧！”外婆双膝跪在了军官面前。军官离开了，我躺在沙土地上。外婆把我抱回了家，我艰难地嚅动着嘴唇。这之后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我还记得，大街上驶过大车，许多大车。外公和外婆打开大门。我们家里住进了许多难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都得了伤寒。他们都被弄走了，就像人们对我解释的，他们被送到了医院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外公也病了。我跟着他睡觉。外婆变得很瘦弱，勉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白天我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。晚上回到家——家里没有外公，也没见到外婆。邻居们说，他们也被送到了医院里。我很害怕——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已经猜到，接收难民的那个医院，如今外公外婆也被送到那里去了，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一个人住在家里很害怕，晚上房子很大，又不熟悉，甚至在白天都很害怕。外公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自己家里，我有了新外公。 明斯克遭到了轰炸。我们都躲藏到了地窖里。当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眼睛被阳光刺痛，我的耳朵被马达的轰鸣震聋了。街道上行进着许多坦克。我躲到电线杆后面。突然，我看见——坦克的上面有红星标志。这是我们的部队！我立刻跑到我们家房子前：既然是我们的部队来了，也就是说，妈妈也快回来了！我走近房子——台阶前站着一些拿步枪的女人，她们抱起我，询问我。其中有一个女人的某些地方我觉得很熟悉，她让我想起了谁，她走近我，拥抱着我。其余的女人开始哭。我立刻大叫一声：“妈妈！”不知从哪里涌出来的泪水…… 很快，妈妈从保育院领回了妹妹，她不认得我了——完全忘记了。一场战争让她全忘记了。我真是高兴，重新有了妹妹。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，我看到从前线归来的父亲躺在沙发上睡觉。他睡着了，我从他的背包里掏出证件，看了又看。我明白了——这个人就是父亲。我坐在旁边，看着他，直到他醒来。 我的膝盖一直在颤抖…… “闭上眼睛，儿子，不要看……” 瓦洛佳·帕拉博科维奇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退休人员。 我早就没了妈妈…… 永远都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的模样……我的妈妈死了，当时我才七岁，我住在姨妈家。我放过牛，劈过柴，夜里去放过马，菜园里的活儿也很多。不过，冬天的时候，我们滑木雪橇，用自己制作的冰鞋滑冰，也是木头的，嵌进铁片，用绳子绑到脚上。我们穿着用板子或是破木桶的桶板做成的滑雪板，都是我给自己做的。 到现在我都记得，我穿上了第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，是父亲给我买的。当穿着它们在森林里被树枝刮破，我是多么伤心啊。我很心疼，想：还不如割破我的脚呢——最好让鞋子能完好无损。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子，跟父亲从奥尔沙出发的，当时德国人的飞机正轰炸城市。 在郊外，他们用疯狂的炮火向我们射击。人们倒在地上……倒在沙土中，草丛里…… “闭上眼睛，儿子，不要看……”父亲要求我。我害怕地望着天空——天空因为飞机变成了黑色，而地上——到处躺满了被打死的人。飞机飞得很低……父亲也倒下了，没有爬起来。我坐在他身边：“爸爸，你睁开眼睛……爸爸，你睁开眼睛……”有人大声地喊：“德国人！”——把我拉向自己身边。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父亲再也不能站起来，就这样躺在了尘土里，道路上，我不得不抛下他了。他身上没有一点血迹，他只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。人们用力把我从他的身边拉开，但是我走了许多天，都在回头望着，期待着父亲能追赶上我。半夜醒来，好像是他的呼唤把我从睡梦中叫醒……我不能相信，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，就这样我孤身一人，穿着一件呢子上衣。 经过了漫长的流浪……我坐过火车，徒步行走过……人们把我送到了古比雪夫州梅列克斯市的保育院。有好几次，我想跑到前线去，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人们把我截住，又送了回来。就像人们常说的，因祸得福。在森林里，我去砍柴，没有拿稳斧子，斧子从木头上弹了起来，砍伤了我的右手手指。保育员用自己的三角头巾给我包扎伤口，送到了市医院。 萨沙·利亚宾被派去和我做伴，在我和他返回保育院的路上，在团市委附近我们看见了一位海军士兵，他戴着饰有飘带的无檐帽，正在往板子上张贴启事。我们走近了，看清楚，这是索洛维茨基岛15上的少年水兵训练学校征兵的布告。少年水兵训练学校只招收志愿兵，所有费用都由海军和保育院出。好像现在都能听到这个海员说的话：“嘿，你们想当海军吗？” 我们回答他：“我们是从保育院来的。” “那你们去市委，填写个申请吧。” 那一刻，我们欣喜若狂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这可是通往前线最直接的道路啊。本来我已经对替父亲报仇不抱任何希望了！看来我还来得及参战。 我们走进团市委，填写了申请书。过了几天，我们去参加体检。征兵委员会的一个人看了看我，说：“他太瘦、太小了。” 而另外一个人，穿着一身军装，叹息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他会长个儿的。” 给我们换了衣服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合适的号码。我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穿着海军军装，戴着无檐帽，简直幸福极了。又过了几个昼夜，我们坐上船，驶向了索洛维茨基岛。 一切都是新的，让人不太习惯。蔚蓝色的夜晚……站在甲板上……船员们赶我们回去睡觉：“孩子们，快去船舱里，那里暖和。” 大清早我们就看到了在阳光下闪烁的修道院，镀了一层金色的森林。这就是索洛维茨基群岛，在这里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海军少年水兵训练学校。但是，在上课前，我们首先需要参加学校的建设，更确切地说——是挖窑洞。索洛维茨基的土地——到处都是石头。我们的锯子、斧子、铁锹都不够用。我们学会了一切用手工解决：挖掘沉重的土壤，锯古老的大树，连根拔出树桩，做木匠活儿。工作完后，我们回到冰冷的帐篷里休息，没有被褥，只有床垫子和枕头，里面塞的是草，它们下面铺的是松针。我们身上盖的是桌布。我们都是自己洗衣服，用漂着冰块的冷水……我们都哭过——双手冻得生疼。 1542年……我们举行了军校宣誓仪式。给我们发了印着“海军少年水兵训练学校”字样的无檐帽，但是，令我们遗憾的是，肩膀上没有长长的肩章，只在右边缀了个花结。还给我们发了步枪。1943年初……我有幸参加了“机智号”近卫军驱逐舰的任务。对我来说，一切都是第一次：狂风巨浪，淹没了军舰的船头，螺旋桨搅起的波光粼粼的水路……让人窒息…… “害怕吗，孩子？”指挥官问我。 “不，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太美了！” “如果不是打仗，当然美了。”指挥官说完，不知为什么转过了身去。 当时我才十四岁…… “弟弟哭了，因为爸爸在的时候，还没有他……” 拉丽萨·利索夫斯卡娅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图书馆工作人员。 我想起了自己的爸爸……想起了自己的弟弟…… 爸爸参加了游击队。法西斯分子逮捕了他，枪杀了。女人们偷偷告诉了妈妈，他们是在哪里被处决的，爸爸和另外几个人。她跑到他们躺着的地方……她一辈子都记得，那一天的天气非常寒冷，水洼儿上结了一层薄冰。可他们只穿着袜子躺在地上…… 妈妈当时正身怀有孕，怀着我的弟弟。 我们要到处躲藏。游击队员的家属都遭到逮捕，连孩子一起抓……投进有帆布篷的汽车里拉走…… 我们在邻居家的地窖里躲藏了很长时间。春天已经来临了……我们躺在土豆上，土豆发了芽……你睡着了，土豆芽在深夜里钻出来，在你的鼻子旁边弄得痒痒的，就像有只小虫子。小甲虫们住在我的衣袋里、袜子里。我不怕它们——无论白天，还是夜晚。 我们从地窖里钻出来，妈妈生下了弟弟。等他长大了一些，学会了说话，我们一起回忆爸爸： “爸爸个头高高的……” “爸爸很有劲儿……他把我举在手上！” 这是我和妹妹在谈论爸爸，弟弟问： “我在哪儿呢？” “那时候还没你呢……” 他哭了起来，因为爸爸在的时候，还没有他…… “第一个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……” 妮娜·雅罗舍维奇，九岁。 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。 家里所有人都为这件大事激动不安…… 傍晚，大姐的未婚夫来向大姐求亲。大家讨论到深夜，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，新婚夫妇去哪里登记结婚，邀请多少客人。而一大清早，父亲就被叫到了兵役委员会。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——战争爆发了！妈妈惊慌失措：怎么办啊？我只想着一件事：忍过这一天就行了。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解释，战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也许会延续很长时间。 正是夏天，天气炎热。我想到小河里洗澡，可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，准备上路。我还有一个哥哥，刚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，他的一条腿做了手术，他回来时拄着双拐。妈妈说：“大家应该一起走。”往哪里走？谁也不知道。走了大约五公里，哥哥一瘸一拐，哭了。能拿他怎么办呢？我们又返了回来。父亲在家里等着我们。那些去了兵役委员会的男人都回来了，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地区中心——斯卢茨克市。 敌机飞来进行了第一次轰炸——我站着，注视着炸弹，直到它们落到地上。有人提醒说，应该张开嘴巴，要不然耳朵会被震聋。于是，我就张着嘴，捂住耳朵，但仍然听到那些炸弹飞落的声音、呼啸的声音。这简直太可怕了，不仅脸上的肌肉，就连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。我家院子里挂着一只水桶。当一切安静下来，摘下它，数了数上面，一共有五十八个窟窿眼儿。水桶是白色的，他们从高处以为这是一个蒙着白色头巾的人，于是他们就开枪扫射……水桶吸引了他们的视线…… 第一批德国人是坐着大汽车来到村子的，汽车上装饰着白桦树枝。我们这里举办婚礼的时候，也会这样装饰。折来好多桦树枝扎花车……我们透过篱笆悄悄偷看他们，那时候没有院墙，只有篱笆。从柳茅子后面窥探……看起来，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……我想看看，他们长着什么样的脑袋？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预感，他们都长着不是人类的脑袋……已经有传言，说他们会杀人，会放火。可他们坐在汽车上，说笑着，心满意足的样子，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。 清晨，他们在学校的院子里做早操，冲冷水澡。他们卷起袖子，坐上摩托车——就出发了。 几天之内，在村后的牛奶厂附近挖了一个大坑，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从那里都传来射击声。那里的射击一开始，连公鸡都不啼叫了，吓得躲藏起来。傍晚的时候，我和父亲赶着大车从那里经过，在离大坑不远的地方，他拉住了马的缰绳。“我过去一下，”他说，“我去看看。”他的堂姐在那里被枪杀了。他走过去，我跟在他的后面。 突然父亲转过身，挡住我，不让我看到那个大坑：“你回去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”我只看到，我迈过的一条水沟，里面流的水是红色的……一群乌鸦腾空飞起。那么多的乌鸦，我尖叫了起来……这之后的几天里，父亲不能吃东西。他看见一只乌鸦，就跑进屋子，浑身发抖……像发疟子一样…… 在斯卢茨克的公园里吊死了两位游击队员的家人。天寒地冻，吊死的人都被冻得硬邦邦的，每当刮风时，他们就被吹得摇摇晃晃，嘎吱嘎吱作响。嘎吱嘎吱的，就像森林中冻僵的树木……这种声音…… 当我们被解放后，父亲去了前线，他跟着队伍出发了。他不在家的战争期间，妈妈给我做了第一条裙子。裙子是妈妈用包脚布给我缝制的，包脚布本来是白色的，她用墨水染了染，一条袖子染得颜色不太好。我很想把自己的新裙子给女伴们看看。于是，我就侧身站在栅栏边，袖子染得好的一边朝外，把染得不好的一边藏在里面。我觉得，自己打扮得是这么漂亮，这么美丽！ 学校里，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叫阿妮娅。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，她和奶奶住在一起。她们是难民，是从斯摩棱斯克逃难来的。学校给她买了大衣、毡靴和锃亮的胶皮套鞋。女老师拿来，把所有东西都给她放到了课桌上。我们悄无声息地坐着，看着，因为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毡靴、这样的大衣。我们都很嫉妒她。有一个小男孩撞了阿妮娅一下，说：“瞧你多幸运啊！”她倒在地上，哭了起来，抽抽噎噎地哭了四节课。 父亲从前线回来了，大家都赶来看望我的爸爸，也看望我们，因为爸爸回到了我们的身边。 第一个前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…… “我——是你的妈妈……” 塔玛拉·帕尔西莫维奇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打字记录员。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想妈妈。在战争开始的日子我就失去了妈妈…… 我们正在睡觉，我们的少先队员夏令营就遭到了轰炸。我们从帐篷里飞快钻出来，奔跑着，叫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教养员抚摸着我的肩膀，想安抚我平静下来，可我还是哭喊着：“妈妈！我的妈妈在哪里？”直到她把我搂在自己的怀里，说：“我——就是你的妈妈。” 在我的床头上挂着一条裙子、白色的短上衣和红领巾。我穿戴好，和伙伴们徒步向着明斯克的方向出发了。沿途有许多孩子被父母接走了，可是没有见到我的妈妈。突然听到人们说：“德国人进了城……”我们赶紧往回跑。有个人对我说，他看见了我的妈妈——她被打死了。 当时我立刻失去了记忆…… 我们是怎么到达了奔萨16的——我不记得，我是怎么被送到了保育院的——我不记得。记忆中这一切都是一片空白……我只记得，有许多孩子，只能两个人挤到一张床上睡觉。如果一个哭，另一个也跟着哭：“妈妈！我的妈妈在哪里？”我还很小，一位保育员阿姨想认我做干女儿。可是，我只想要自己的妈妈…… 我从食堂里走出来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冲着我喊：“你的妈妈来了！”我的耳朵里充满了这种声音：“你的妈妈……你的妈妈……”每天晚上我都梦见妈妈，我真正的妈妈。突然——她真的出现在了面前，可是我觉得，这是在做梦。我看着——妈妈！但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有好几天人们都劝慰我，我还是害怕走到妈妈身边。万一这是梦呢？是我在做梦呢！妈妈哭着，而我喊叫：“别过来！我的妈妈死了。”我害怕……我害怕相信自己能拥有幸福……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……整个一生中在自己生活的幸福时刻我都会哭，一生都是这样……我的丈夫……我和他相亲相爱生活了许多年了。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：“我爱你。我们结婚吧……”我——瞬间泪流满面……他吓坏了：“我让你生气了？”“不！不是！我——觉得太幸福了！”但我总是不能一直做一个幸福的人，一个完全幸福的人。我得不到幸福，我害怕幸福。我总是觉得，它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我的心中永远是这种“很快、很快……”的感觉。这是童年给我留下的恐惧记忆…… “可以舔舔吗？” 维拉·塔什金娜，十岁。 现在是一名勤杂工。 战争爆发以前我经常哭…… 父亲去世了。妈妈需要照管七个孩子。我们生活得非常贫困，非常艰难。但是后来，在战争年代里，却感觉到那是一种幸福的、快乐的生活。 大人们都在哭——这是战争啊，可我们没有害怕。我们经常玩“打仗”的游戏，这个词对我们来说非常熟悉。我很惊讶，为什么妈妈整晚整晚地哭。她总是红肿着一双眼睛，走来走去。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…… 我们吃的是……水……午饭时间到了，妈妈把饭锅放到桌子上，锅里盛的是热水。我们把水倒在一个一个的小碗里。傍晚，晚饭，桌子上还是盛着热水的饭锅。白开水，大冬天的没有什么可以煮，甚至连野菜都没有。 因为饥饿，弟弟把炉子的一个角啃掉了。每天他都啃啊，啃啊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炉子上留下一个坑。妈妈收拾了些最后的东西，去了市场，换回来一些土豆，一些玉米。她给我们熬了玉米粥，分给孩子们，我们都盯着粥锅，请求她：可以舔舔吗？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舔。我们舔完了，又让猫舔了一遍，它也饿坏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们给它在锅里还剩下了点什么。我们舔过之后，里面已经一点粥渣儿都不剩了，甚至食物的气味都没有了，连气味都让我们舔干净了。 一直在期盼着我们的部队…… 当我们的飞机开始轰炸的时候，我没有跑着躲藏起来，而是冲出去看我们的飞机轰炸。我找到了一块碎弹片…… “你这是要把它弄到哪儿去？”在院子里，我正好碰到惊慌失措的母亲，“你在藏什么啊？” “我不是藏。我带回了一块弹片。” “看把你炸死，就知道厉害了！” “你说什么啊，妈妈！这是我们炸弹的弹片。难道说它能把我炸死？” 我把它收藏了很久…… “还有半勺白糖。” 艾玛·列维娜，十三岁。 现在是一名印刷厂工人。 在那一天，距离我的十四岁生日还剩下整整一个月的时间…… “不！我们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这全都是你们给我瞎编出来的——战争爆发了！我们还没来得及撤离城市，战争就会结束的。我们不走！不——走！”我的爸爸这样说。他是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，不止一次蹲过沙皇的牢房，还参加了十月革命。 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必须得撤离。给窗台上的花好好地浇了一遍水，我们家养的花很多，遮掩住了窗子和门口，只留下通风的小窗洞，方便小猫能够自由地进出。随身带上了生活必需品。爸爸向大家保证：过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明斯克被烧毁了。 没有跟我们一起走的只有二姐，她比我大三岁。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她的任何音信，非常挂念她。这时我们已经被疏散了……到了乌克兰……我们收到了二姐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，后来，接二连三地都能收到她的信。稍晚些时候，我们还收到了部队指挥部寄来的感谢信，对她的卫生指导员工作进行了表扬。这封感谢信妈妈谁没有给看过啊！她为女儿骄傲。集体农庄主席为此奖励给我们一公斤做饲料的面粉。妈妈烙了好吃的小饼请大家一起分享。 我们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儿，尽管我们都是城里人，还饿着肚子，但是我们干得很好。大姐在战前是一名法官，她学会了开拖拉机。但是哈尔科夫很快也遭到了轰炸，我们又继续撤离。 在路上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要把我们运送到哈萨克斯坦。和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有十个家庭，有一家有一位怀孕的女儿。火车遭到轰炸，飞机飞掠过来，谁也来不及跑出车厢。突然，我们听到叫喊声：“孕妇的腿被炸断了。”这种恐惧直到今天还残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女儿开始生产……她的父亲为她接生。这一切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，轰隆声、血迹、脏东西，孩子生了下来…… 我们从哈尔科夫出发的时候还是夏天，但到了我们的终点站却已经是冬天了。我们到达了哈萨克斯坦草原。没有了敌人对我们的轰炸，没有了扫射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。不过，我们还有一个敌人——虱子！大个儿的、中不溜的、小个儿的！黑色的、灰色的！各种颜色应有尽有。但都一样贪婪，白天黑夜地不让人平静。不对，我说错了！当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它们咬得不是那么厉害，它们表现得稍微平和一些。但是我们刚刚进了家门……我的天啊，它们就开始胡闹了……我的天啊！我的后背和手臂上都被咬破了，起满了脓疱。等我脱下上衣，我才感觉轻松些，可我再没有别的衣服穿了。不得不把上衣烧毁了，它已经爬满了虱子，我用报纸把自己包起来，我穿着报纸走来走去，我的上衣是用报纸做成的。女主人用那么滚烫的热水给我们洗澡，如果是现在，用这样的热水洗澡，我非烫掉一层皮不可。可在当时……真是觉得幸福啊——热水，烫乎乎的！ 我们的妈妈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，厨艺相当不错。只有她才会那样做黄鼠肉，让人可以吃下去，尽管人们认为黄鼠肉不太好吃。黄鼠肉摊在桌子上……隔老远就能闻到它恶心的味道，独一无二的令人讨厌的气味。可是，我们家没有别的肉可吃，什么都没有。于是，我们就吃这些黄鼠肉…… 我们家旁边住着一位非常好、非常善良的女人。我们家的所有不幸她都看在了眼里，她对妈妈说：“让您的女儿帮我做些活计吧。”当时我已经非常虚弱了。她去田间劳作，我和她的小孙子留在家里，她指给我，孩子躺在那里，让我喂喂他，自己也吃些东西。我走到饭桌前，看着食物，却不敢动它们。我觉得，如果我拿什么吃的，它就会立刻消失，就像是在做梦。不仅仅是吃的东西，我甚至不敢用手指去碰一下小娃娃——这些千万别消失了啊。我最好只是看着，久久地看着，或者从侧面，或者从后面，走近了看。我的眼睛害怕闭上。就这样一整天一点东西没往嘴里放。而这位女主人家里有奶牛，有山羊，有鸡。她给我留下了黄油、鸡蛋…… 女主人傍晚回到家，问我：“吃东西了没有？” 我回答：“吃了……” “喏，回家吧。这个给你妈妈带回去。”她给了我一个面包，“明天你再来吧。” 我回到家，这个女人——立刻跟在我的后面。我害怕了——是不是她发现家里丢什么东西了？而她亲吻着我，哭着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，小傻瓜，什么都没吃啊？为什么所有东西还在那里搁着？”她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。 哈萨克斯坦的冬天非常寒冷，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取暖，是牛粪救了我们。你一大清早就得起来，等着，等那些奶牛走出院子，你提着桶凑近它们的屁股。从一头牛跑向另一头牛。要知道，可不是我一个人，所有疏散的难民都在这里呢。收满了一桶，倒在自己家门口，赶快再跑回去。然后，把牛粪和麦秸搅拌在一起，晒干，就成了一饼饼的干牛粪，干粪饼。我们用它来烧火取暖。 爸爸死了。也许，是因为他为我们操碎了心。他的心脏早就有病。 我被招进了技工学校。发给了我一身制服：大衣、皮鞋，还有——一张粮食供应卡。我剪了一头短发早早地去上学，当时我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，我梳过一个小辫子。学校给我发了共青团员证。为报纸拍了照片。我把团员证拿在手里，而不是放在衣袋里。对我来说，它如此珍贵……我怕把它放在衣袋里，万一丢失了呢。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：咚——咚——咚。要是爸爸现在能看到多好，他会多幸福啊。 如今我回想：“多么可怕的时代啊，但是多么出色的人们啊。”我很惊讶，那时候我们什么样啊！信仰多么坚定！让人不想忘记这一切……我早已经不再相信斯大林了……我曾想忘记自己人生的这一部分，但是在心里珍藏好那些痛苦、那种高度。我不想忘掉自己的感受，那些珍贵的感受…… 在那个晚上，妈妈准备了真正的茶点，开水泡的茶。那还用说嘛，在这样的节日！她还给我——像过命名日的人——额外加了些东西——那是半勺白糖…… “房子，别着火！房子，别着火！” 妮娜·拉奇茨卡娅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有时候……非常清晰……一切都回到了眼前…… 德国人是怎么坐着摩托车来到的……每个人都有一只水桶，他们像这些水桶发出的声音一样叽里咕噜地说话。我们都躲藏了起来……我还有两个弟弟——一个四岁，一个两岁。我和他们都藏到了床下，一整天都待在那里。 我很吃惊，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军官住到了我们家里，他戴着眼镜。而当时我的感觉是，只有老师才戴着眼镜。他和一个勤务兵占据了我们家的一半，而我们住在另一半。我们最小的弟弟感冒了，咳嗽得很厉害。他发起了高烧，全身通红，整晚都在啼哭。早晨，军官走到我们住的一边，对妈妈说，如果小孩子再哭，晚上让他睡不好觉，那么他就把弟弟“啪——啪”——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枪。深夜，只要弟弟一开始咳嗽，或者想哭，母亲就把他裹到被子里，跑到街上去，在那里摇晃着他，直到把他哄睡或者安静下来。啪——啪…… 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，我们全家人都在饿肚子。他们不让我们进厨房，只给自己做饭。弟弟很小，他闻到味道，就顺着这个味道从地板上爬过去。他们每天都煮豌豆汤，味道很大，很香。过了五分钟，我的弟弟喊叫起来，发出可怕的哭号声。在厨房里，他们把开水浇到了他身上，因为弟弟向他们要吃的。他是那么饥饿，甚至哀求妈妈：“请把我的小鸭子煮了吧。”小鸭子是他最喜欢的玩具，从前他谁都不给玩，他和它一起睡觉。 我们小孩子之间说话…… 我们坐在一起商量：如果逮住老鼠（战争期间这些老鼠遍地都是——房子里，田野间），是不是可以吃？山雀能不能吃？喜鹊能不能吃？为什么妈妈不给我们用肥肥的金龟子熬汤喝呢？ 土豆还没等长好，我们就用双手刨开泥土，认真查看：它长得是大还是小？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生长得这么慢呢：那些玉米啊，那些向日葵啊…… 在最后一天……德国人在撤退前，点着了我们的房子。妈妈呆立着，望着大火，她的脸上一滴泪水也没有。而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，叫喊着：“房子，别着火！房子，别着火！”从房子里没有来得及抢出什么东西，我只抓了一册自己的识字课本。整个战争期间我都保护着它，珍爱着它，和它一起睡觉，把它压在枕头底下。我非常想学习。后来，当我们在1944年上一年级的时候，这成了我们十三个学生和整个年级拥有的唯一的识字课本。 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，还有战争结束后学校的音乐会。人们又是唱，又是跳……我拍疼了手掌。鼓掌啊，鼓掌。我太高兴了，直到一个小男孩走到台上，朗诵了一首诗。他读得声音很大，诗很长，但我听见了一个单词——战争。我回头看了一下：所有人都很平静。我却被吓坏了——战争刚刚结束，又要来一场战争？我不能听这个词。我跳起来，跑回了家。我冲进家门，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煮着什么：就是说，没有什么战争。我赶紧又跑回了学校。继续看音乐会，继续鼓掌。 我们的爸爸没有从战争中回来，妈妈收到了一份文件，说他失踪了，杳无音信。妈妈要去上班，我们三个孩子聚在一起，哭，因为爸爸没了。我们把家翻遍了，寻找那张关于爸爸消息的纸。我们认为：那上面没有写明，爸爸已经死了，那上面写的是——爸爸没了音信。我们撕掉这张纸，就会有爸爸在哪里的消息了，但是那张纸我们没有找到。等妈妈下班回来，她搞不清楚，为什么家里乱七八糟的。她问我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了？”最小的弟弟代替我回答： “我们找爸爸了……” 战争前，我喜欢听爸爸讲童话，他知道许多故事，讲得绘声绘色。战争结束后，我已经不再想读童话了…… “她穿着白大褂，就像妈妈……” 萨沙·苏耶金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钳工。 我只记得妈妈…… 第一个画面…… 妈妈总是穿着一身白大褂……父亲是一名军官，妈妈在军队医院工作。这是后来哥哥告诉我的。我只记得妈妈的白大褂，甚至想不起她的容貌，只记得白大褂……还有一顶白色的帽子，经常立在一张小桌子上，说是立着，而不是放着，因为它被浆洗得很硬朗。 第二个画面…… 妈妈没有回家……在那之前，爸爸经常不回家，我已经都习惯了，而从前妈妈是经常回家的。就我和哥哥两个人在房间里待上好几天，哪里也不去，万一要是妈妈回来呢？有几个陌生人来敲门，给我们穿上衣服，不知要带我们去哪里。我哭着说：“妈妈！我的妈妈在哪里？” “别哭，妈妈会找到我们的。”哥哥安慰我，他比我大三岁。 我们有时住在不知是什么建筑的长长的房子里，有时是在地窖里，睡在床板上。我总是觉得肚子饿，就吮吸衬衫上的纽扣，它们很像水果糖，是父亲出差时给我买回来的。我盼望着妈妈。 第三个画面…… 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把我和哥哥塞到床板的角落里，蒙上被子，又扔过来些乱七八糟的衣服。我开始哭，他就抚摸着我的头。我渐渐平静了下来。 就这样每天重复。但是有一天，我实在厌倦了这样长时间地蒙在被子下面。起初是小声地，后来就放声地哭起来。有人从我和哥哥身上把破烂衣服扯开，拽走了被子。我睁开眼一看——我们的面前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。 “妈妈！”我向她爬过去。 她也抚摸着我。先是脑袋……然后是胳膊……最后从一个金属盒里拿出一件什么东西。但是我都没去注意，我只看见白大褂和白帽子。 突然！胳膊上一阵刺痛，我的皮肤上插着一根针管。我还没来得及叫喊，瞬间就失去了知觉。当我醒过来——我前面坐着的还是那个男人，那个把我们藏起来的男人。哥哥躺在我的旁边。 “别害怕，”他说，“他没死，他在睡觉。” “这人不是妈妈？” “不是……” “她穿着白大褂，就像妈妈一样……”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，不停地念叨着。 “我给你做了一个玩具。”男人扔给我一个用碎布头做的球。 我拿着玩具，不哭了。 往后的事就再也想不起来了：是谁把我们从德国人的集中营救出来的呢？在那里，他们抽孩子们的血为自己的伤员治病。所有的孩子都死了。我和哥哥是怎么来到的保育院？战争结束后怎么样得到了父母牺牲的消息？我的记忆不知出了什么问题，记不得那些人，记不得那些话了…… 战争结束了。我上了一年级，别的孩子一首诗读上两三遍就能记住，可是我读上十遍也记不住。但是不知为什么老师们从来没有给过我二分，给过别的孩子，就是没有给过我。 这就是我的经历…… “阿姨，请您把我也抱到腿上吧……” 玛丽娜·卡利亚诺娃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电影工作者。 我不喜欢回忆往事……不喜欢。一句话——我不喜欢…… 你向所有人打听一下：什么是童年？每个人都会说出自己的一点什么事。可是，对于我来说，童年就是妈妈、爸爸和糖果。整个童年我都在想念妈妈、爸爸和糖果。战争期间，我连一块糖果都没有尝过是什么味道的，甚至都没有看到过糖果是什么样的。战争结束后，过了好几年，我才吃到了第一块糖……过了三年……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都十岁了。 无论如何我都不明白，有的人会不想吃巧克力糖果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不可能的。 我没有找到妈妈和爸爸，甚至连自己真正姓什么都不知道。人们是在莫斯科火车北站捡到我的。 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在保育院有人问我。 “玛丽娜契卡17。” “姓什么？” “我不记得姓什么了……” 他们就这样登记下了：玛丽娜·谢维耶尔纳亚18。 一直觉得肚子饿，想吃东西。但是最希望的，还是有人能拥抱一下，说一些温柔安抚的话。然而，温情太少了，正在作战，所有人都很痛苦。我走在街上……看到前面有一位妈妈，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。一个孩子抱在怀里，另一个孩子领着。他们坐在长椅上，她把小的孩子放在自己的双膝上。我站着，站着，看啊，看。走上前去，对她说：“阿姨，请您把我也抱到大腿上吧。”她吓呆了。 我再一次请求她：“阿姨，求您了……” “她开始轻轻摇晃，像摇晃布娃娃……” 季玛·苏夫朗科夫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机械工程师。 在此之前我只怕老鼠。可当时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可怕的东西！成千上万种恐惧…… 在我童年的意识里，“战争”这个词远不如“飞机”这个词对我们打击更大。“飞机！”——于是，妈妈赶紧把我们从炕炉上抱起来。可是，我们害怕从炕炉上下来，害怕走出屋去，她刚把一个孩子抱下来，另一个又爬了回去。我们——一共有五个孩子。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猫。 飞机朝我们开枪扫射…… 小点的弟弟们……妈妈用围巾把他们拴在自己身上，而我们，稍大些的兄弟，就自己跑。在你很小的时候……你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，你不是从高处向下看，而是生活在接近地面的地方。在这里，飞机更加可怕，炮弹更加可怕。我记得，我羡慕过甲虫：它们个头那么小，总是能够找个地方躲藏起来，钻到地底下……我曾想象，等我快死的时候，我就变成某种野兽，我要跑进森林里。 飞机朝我们开枪扫射…… 我的堂姐，当时才十岁，抱着我三岁的弟弟。跑着，跑着，没劲儿了，摔倒在地上。他们在雪地里趴了一个晚上，弟弟冻死了，她活了下来。人们挖了一个坑，埋葬弟弟，她不让：“米舍恩卡，你不要死！为什么你要死啊？” 我们逃离了德国人，住在沼泽地里……住在一个小岛上……人们给自己搭起了窝棚，就住在里面。窝棚——就是一种简陋的棚子，用光溜溜的原木搭成，顶上有个窟窿，用来往外冒烟。下面就是泥，是水。冬天，夏天，我们都住在里面，睡在松树枝上。我和妈妈从森林里出来，回过一次村子，想从自己家里拿些什么东西。但是，有德国人。那些回去的人，被敌人赶到了学校里，让他们跪在地上，用机枪扫射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这些孩子，都是伴着机枪扫射长大的。 我们听见森林里有射击声。德国人叫喊：“游击队员！游击队员！”赶紧往汽车那里跑，飞快地逃窜了；而我们——都往森林里跑。 战争结束后，我害怕铁。地上有块炮弹皮，我就害怕它会再次爆炸。邻居家有一个小姑娘——三岁两个月大……我记得……妈妈在她的棺材前重复说着这一句话：三岁两个月……三岁两个月……小姑娘捡了一个“柠檬形手榴弹”。摇晃着玩，就像摇晃布娃娃。她用破布片把它裹起来，摇晃它……手榴弹很小，像玩具一样，只是重一些。母亲没有来得及跑过去…… 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，在我们彼得利科夫斯基地区的老戈罗夫契采村，还在埋葬孩子。战争遗留下来的废铁到处都是。报废的黑坦克，装甲运输车，地雷、炸弹碎片……我们当时又没有玩具可玩……后来，这些废铁都被收集起来，送到了不知哪里的工厂。妈妈解释说，这些废铁熔化后可以制造拖拉机，还能造机床和缝纫机。如果看到一辆新拖拉机，我不敢走近它，害怕它爆炸。它会变成黑色的，就像坦克一样…… 我知道，它是用什么样的铁制造的…… “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……” 莉莉娅·梅利尼科娃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师。 我该上一年级了…… 大人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和书包。我是家里的老大。妹妹拉娅五岁，我们的小妹托玛奇卡三岁。我们住在罗索纳，我们的父亲是林场的经理，但战争前一年，他就去世了。我们和妈妈一起生活。 当战争打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，我们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，最小的也是。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，只剩下了我们，没有人来接我们。我们都很害怕。妈妈是最后一个跑来的，她在林场工作，他们焚烧了一些文件，掩埋了，因此她耽搁了。 妈妈说，我们要被疏散，分配给了我们大马车。应该随身带上生活必需品。我记得，走廊里放着一个筐子，我们把这个筐子放到了马车上，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。妈妈想把布娃娃留下……布娃娃太大了……妹妹哭起来：“我不想留下她！”我们走到罗索纳郊外，我们的马车翻了，筐子撒了，从里面掉出一双鞋来。这才发现，我们竟然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，没有吃的，没有换穿的衣物。妈妈惊慌失措，她把筐子弄混了，拿的是那只装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。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起这双鞋子，敌机就飞来轰炸了，用机枪扫射。我们的布娃娃被子弹打穿了许多洞，而小妹妹却安然无恙，甚至没擦破一点皮。她哭着说：“我反正不会丢下她的。” 等我们回到家后，已经是生活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了。妈妈拿了父亲的东西去卖，我记得，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换的豌豆，整整一个月我们喝的是豌豆汤。汤喝完了，我们家还有一床老被子，棉布的。妈妈用它改做了平底细毡靴，如果有人要，多少给点钱，她就给做。当时，我们就是喝些寡汤稀粥，一家人分吃一个鸡蛋……可常常是什么吃的也没有。妈妈只能抱着我们，抚摸着我们…… 妈妈没有说，她在帮助游击队，但我猜到了。她经常出去，却不说去哪里。当她去换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可如果她是这样出去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为母亲感到骄傲，对自己的妹妹们说：“很快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。万尼亚叔叔（他是爸爸的弟弟）就要来了。”他参加了游击队。 在那一天，妈妈给我们往瓶子里倒上牛奶，亲吻了我们，就走了，门被反锁上了。我们三个人爬到了桌子下面，桌子上垂下来一块大大的桌布，它的下面很暖和，我们玩起了“女儿，妈妈”的过家家游戏。突然听到了摩托车的马达声，随后是可怕的敲门声，传来一个男人声音，妈妈的姓名都被叫错了。我有一种不祥之感。我们家通向后院的窗户下竖着一把梯子，我们悄悄地顺着梯子爬了出去，动作敏捷。我把一个妹妹抱在怀里，第二个骑到我的脖子上，我们把这个叫作“骑大马”，我们逃到了外面。 那里聚集了很多人，还有许多孩子。那些来找妈妈的人，没有认出我们，也没有找到我们。他们撞坏了门……妈妈出现在了路上，她是那么矮小，那么瘦弱。德国人看见了她，他们跑向小山丘，抓住了妈妈，扭住她的胳膊，打她。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，叫喊着，竭尽全力地呼唤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敌人把她推到摩托车上，她冲着邻居喊叫了一句：“亲爱的菲妮娅，请帮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。”邻居把我们从路上拉走，但每个人都害怕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：万一敌人再来逮我们呢？我们就躲到沟里去哭。不能回家，我们听说，邻村逮捕了一对父母，孩子们被烧死了，关在房子里，放火烧死了。我们害怕回到自己家里……就这样，大约持续了三天。我们不是蹲在鸡窝里，就是藏到我们的菜园子里。我们很饿，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碰，因为我们早先拔过胡萝卜，摘过豌豆，它们都还没有长好，妈妈骂过我们。我们什么都不动，互相劝告，我们的妈妈不在，她会担心我们把菜园子给糟蹋了。当然，她会这么想。她并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动。我们都很听话。大人和孩子们给我们送来些吃的——有人给的是煮大头菜，有人给送的是一个土豆，有人给拿来了一个红甜菜…… 后来，阿丽娜阿姨收留了我们。她身边就剩下了一个小男孩，另外两个孩子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。我们时刻想念着妈妈，阿丽娜阿姨领着我们找到监狱的头儿，请求见一下母亲。监狱的头儿说，唯一的条件是，不能和妈妈说话，他允许我们看看——从她的牢房窗口走过去。 我们走过小窗口，我看到了妈妈……他们催赶得我们走得很快，就我一个人看到了妈妈，妹妹们都没来得及看到。妈妈的脸庞是通红的，我明白——她被狠狠地打过。她也看到了我们，只是喊了一句：“孩子们！我的女儿们！”再也从窗口看不到了。后来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她看到我们，就昏迷了过去…… 过了几天，我们知道——妈妈被枪杀了。我和妹妹拉娅明白，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而最小的妹妹，托玛奇卡，还在念叨着，妈妈这就要回来了，如果我们让她生气了，没有抱她，就告诉妈妈。等人们给送来吃的时候，我就把最好的一块给她吃。就这样，我懂事了，我当起了妈妈…… 妈妈被枪杀之后……第二天，一辆汽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……往车上装运东西……邻居招呼我们：“快去吧，孩子们，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毡靴留下，把自己的厚大衣留下。很快就要过冬了，你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呢。”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那里，最小的托玛奇卡骑在我的脖子上，我说：“叔叔，请把毡靴给她吧。”这时候，正好一个警察提着那双毡靴，要拿走。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，他就踹了我一脚，妹妹摔了下来……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。早晨我们看见她的额头被撞的地方起了个大包，还在不断肿大。阿丽娜阿姨有一块厚手巾，她给妹妹包在了头上，可是还能看得见那个大包。晚上我抱着妹妹，她的头肿得大大的。我很害怕，担心她会死了。 游击队员们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把我们接了去。在游击队里，人们尽其所能关爱我们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甚至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谁的衬衫破了，他们就挽起袖子给我们缝补上，给我们画眼睛，画鼻子——还送给我们玩具娃娃。教我们读书，甚至还把我写进了一首诗里，写的是我不喜欢用凉水洗脸。森林里的条件——那是什么样的啊？冬天大家都用雪洗脸…… 莉莉娅坐在浴盆里，莉莉娅唉声又叹气：“哎呀，倒霉，倒霉，真倒霉，好凉好冷好湿的水。” 当局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被送回到了阿丽娜阿姨身边。指挥官——游击队的指挥官就是传奇式的人物彼得·米罗诺维奇·马舍罗夫，他问：“你们需要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？”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排在第一位的，就是军便服，绿色的那种裙子，裁掉了衣袋的。游击队员给我们仨都穿上了毡靴，都缝制了皮大衣，织了手套。我记得，把我们送到阿丽娜阿姨家时，大车上还装着一个大口袋，口袋里是面粉和米，甚至还给了一块皮子，让她给我们做皮鞋用。 当有人来阿丽娜阿姨家进行调查时，她就说我们是她自己的孩子。那些人对她盘查了很久，为什么我们长得这么白，而她的儿子那么黑。他们嗅出了些什么……把我们和阿丽娜阿姨与她的儿子都押上了车，带到了伊戈里茨基集中营。这时已经是冬天，大家都睡在地上，睡在只铺了麦秸的木板上。我们是这样躺着的：我，然后是小托玛、拉娅，接着是阿丽娜阿姨和她的男孩子。我靠近最边缘，睡在我身边的人时常变换。半夜的时候，我碰到了一条冰凉的胳膊，我明白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早晨起来我一看——他就像活的一样，只是身子冰凉了。有一次，把我吓坏了……我看见，几只老鼠咬破了一个死人的嘴唇和脸颊。老鼠长得肥大而狡猾。我最害怕它们了……我们的小妹妹在游击队时头上的大包已经好了，可在集中营里，又重新长了出来。阿丽娜阿姨一直在遮掩这个脓包，因为她知道：要是让敌人发现，小姑娘病了，就会被枪杀。她用厚厚的手巾把妹妹的头包起来。深夜，我听见她在祈祷：“上帝啊，如果你带走了她们的妈妈，就保佑这些孩子吧。”我也祈祷……我请求上帝：哪怕让我们最小的托玛奇卡一个人留下来也好啊，她还那么小，她还不能死。 敌人把我们从集中营不知运送到了哪里……是用装运牲畜的车厢，地板上——是干牛粪。我记得，我们只是到了拉脱维亚，当地的居民就把我们分头领到了家里。人们第一个领走的就是托玛奇卡。阿丽娜阿姨抱着她，交给了一位拉脱维亚老人，她跪在地上哀求：“求求您救救她吧，求求您救救她吧。”老人说：“如果我把她带回家里，她就能活下来。可我要走两公里的路，要渡过一条河，然后——是墓地……”我们大家都被不同的人家收留了。阿丽娜阿姨也被人领走了…… 我们听见了……有人告诉我们——胜利了。我去了一户人家，妹妹拉娅就留在他们家。 “妈妈没了……我们去接我们的托玛吧。我们应该找到阿丽娜阿姨。” 我们这样说了，就去找阿丽娜阿姨。我们还真的把她找到了——简直是奇迹。能够这么快就找到她，幸亏她的裁缝手艺很出色。我们走进一户人家找水喝。人们问：“你们去哪里？”我们回答：“在寻找阿丽娜阿姨。”女主人的小女儿立刻招呼我们：“走吧，我告诉你们，她在哪里住。”当阿丽娜阿姨看到我们，她惊叫了起来。我们瘦弱得都像肉干儿。正是六月末，一年中最沉重的时刻：旧粮吃完了，新粮还没有下来。我们吃麦穗儿，还绿乎乎的，来不及搓干净，就吞咽下去，甚至来不及咀嚼，简直是饿坏了。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，是克拉斯诺夫市。阿丽娜阿姨说，我们应该到这个城市去，找家保育院。她已经病得很厉害，求人把我们带过去。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是个大清早，大门还关闭着，送我们的人让我们坐在保育院的小窗口下，就走了。太阳升起来了……从房子里跑出来许多孩子，他们都穿着红色的鞋子，短裤，没有穿背心，手里拿着毛巾。他们跑向河边，欢笑着。我们坐在那里看着……无法相信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活。那些孩子发现了我们，我们坐在那里衣衫褴褛，浑身脏兮兮的。他们喊叫起来：“来了新人啦！”他们叫来了教导员。谁也没有向我们要任何文件，立刻给我们送来了一块面包和罐头。我们不吃，很害怕——怕幸福会顷刻消失。这是不可能有的幸福……她们安抚我们说：“姑娘们，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们去往浴盆里加满水。给你们洗洗澡，然后告诉你们住在哪里。” 傍晚的时候，院长来了，她看见了我们，说，他们这里已经超员了，需要把我们送到明斯克的儿童收容所，在那里将决定把我们分配到哪个保育院里。我们听说，又要把我们不知弄到哪里去，立刻大哭起来，请求收留我们。院长说：“孩子们，别哭了。我不能再看到你们流泪了。”——她不知往哪里打了个电话，就把我们留在了这个保育院里。这是一座非常美丽、环境非常好的保育院，保育员阿姨都非常善良，也许，现在都没有像她们那样的人了。心地那么善良！经历了战争后，她们的善良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？ 我们受到特别关爱，教给我们和其他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相处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给谁东西吃，那就不要从一袋糖果中拿出一块，而是递上整袋；而被请吃东西的人，应该只拿一块糖果，而不是拿去整袋糖果。就是这样，当教导员给我们讲的时候，恰好一个小男孩没在，一个小女孩的姐姐来看她，带来了一盒糖果。这个小女孩把一盒糖果递到小男孩面前，他把一盒糖果都接了过去。我们都笑了起来。他很不好意思，问：“那我该怎么做呢？”人们告诉他，应该只拿一块糖果。于是，他清楚了：“现在我明白了——应该永远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不然的话，我自己一个人觉得好，你们都觉得不太好。”是的，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，大家都要好，而不是一个人好。教育我们很容易，因为我们都曾经饱受磨难。 年龄大一些的女孩给大家缝制书包，用破旧的裙子改做。过节的时候，保育院院长一定要给我们用生面团擀制一张像床单一般大小的面皮。每个人给自己切下一块，做成甜馅饺子，谁想做成什么样的，就做成什么样：小的、大的、圆的、三角的…… 当时，我们有许多孩子，大家都在一起，很少想起爸爸和妈妈。可是，当我们生病，躺在隔离室的时候，没什么可做，就只说他们，或者讲谁是怎样来到保育院的。一个小男孩告诉我，他的家人全都被烧死了，而他当时正好骑马去了邻村。他说，他很心疼妈妈，也很心疼爸爸，但是最让他心疼的还是小妹妹娜金卡，小娜金卡躺在白色的襁褓里，被烧死了。有时，当我们聚在空地上，紧紧地围成一个圆圈，我们就彼此讲述家里的事，讲战争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。 保育院里送来了一名小姑娘。人们问她：“你姓什么？” “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” 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 “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” “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” “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” 她只会说“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”。我们有位女老师，叫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，这个小女孩也叫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 新年晚会的时候，她给大家读马尔夏克的一首诗《我家有只美丽的母鸡》。于是，孩子们都给她起了个绰号——母鸡。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厌倦了都叫她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后来，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男孩去技工学校看望自己的朋友，技工学校的老师也教给我们做手工。他和朋友争吵了起来，原来，他称呼另一个小男孩“母鸡”。那个男孩生气了：“为什么你叫我母鸡？难道我像一只母鸡吗？”我们的小男孩说，保育院里有一个小姑娘，你让我想起了她。她也长着像你一样的鼻子，像你一样的眼睛，我们大家都叫她“母鸡”。他于是讲了这样叫她的原因。 原来，这个小姑娘就是那个男孩的亲妹妹。当他们重逢的时候，都回想起了怎么坐着马车逃难……奶奶用罐头盒给他们热了什么东西吃，大轰炸的时候奶奶是怎么被炸死的……他们回想起一位老邻居，奶奶的好朋友，呼唤着死去的奶奶：“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，快起来吧，你怎么能抛下了孙子孙女不管呢……你怎么能死啊，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？为什么你要死啊？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！”原来，这个小姑娘记住了一切，但不相信是自己记下的，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她的耳朵里只回响着两个单词：玛丽娅·伊万诺夫娜。 我们都非常高兴，她找到了自己的哥哥，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有个亲人，可她什么人也没有。譬如，我有两个妹妹，有的人有兄弟或者叔伯兄弟或姐妹。有的人什么亲人也没有，就自己认亲，你就当我的兄弟，或者，你就当我的姐妹吧。于是，他们便互相关怀，互相爱护。在我们的保育院里聚集了十一个塔玛拉……他们的姓名分别是：塔玛拉·涅伊斯维耶斯特纳娅、塔玛拉·涅兹纳果玛娅、塔玛拉·别兹米亚纳娅、塔玛拉·巴里沙娅、塔玛拉·马列尼卡娅……19 还记得什么呢？我记得，在保育院里我们很少挨骂，从来没有人骂过我们。我们和有家的孩子一起滑雪橇。我看到过母亲骂自己的孩子，甚至打自己的孩子，就因为他光着脚穿毡靴。当我们光着脚跑到外面的时候，谁也不骂我们。我还专门这样穿过毡靴，希望有人骂我。我非常希望，有家人能那样骂我。 我学习很用功，老师告诉我，我需要跟一个小男孩补补数学课。他是村子里来的。我们在一起学习——在保育院、村庄和当地学校上课。我需要去他家里补课，去他住的房子里。我非常害怕。我心想：他家有些什么东西呢，它们是怎么摆放的，摆放在哪里，我到了他家应该怎么做？家——对于我们是某种不可企及的东西，是最希望拥有的东西。 我敲了敲他家的门，我的心脏都几乎要停止跳动了…… “既不是未婚夫，又不是士兵……” 薇拉·诺维科娃，十三岁。 现在是一名有轨电车站调度员。 多少年过去了……可我仍然害怕…… 我记得阳光灿烂的一天，微风吹动着蜘蛛网。我们的村子着火了，我们的房子着火了。 我们从森林里出来。年幼的孩子们叫喊着：“篝火！篝火！真漂亮！”可其他的人都哭了，妈妈也在哭。她画着十字，祈祷着。 房子烧了……我们在灰烬里翻捡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只有些烧弯的叉子，火炉还在，保留了下来，但是里面的食物——摊的软饼都烧烂了，土豆都烧煳了。妈妈用双手把一只煎锅刨了出来，她说：“吃吧，孩子们。”摊软饼难以下咽，散发着烟味，但我们都吃了，因为什么吃的也没有，除了草，什么也没有。只剩下了草和泥土。 多少年过去了……可是我仍然害怕…… 我的堂姐姐被吊死了……她的丈夫是游击队队长，而她已经怀孕了。有人给德国人告密，他们就来了，把所有人赶到了一个广场上，命令谁也不许哭。在农庄委员会附近长着一棵高大的树，他们驱赶着一匹马，姐姐就站在雪橇上……她的辫子很长很长……敌人把绞索抛到上边，她从绳套里把自己的辫子抽出来。马拉着雪橇猛然一拽，她的身子旋转着被吊了起来。女人都喊叫起来……没有泪水地喊叫，用同一个声音喊叫。但是不能哭——不能心疼。谁哭，敌人会走上前来，把他打死。那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，被枪杀了。他们都哭了。 都那么年轻……他们既不是未婚夫，又不是士兵…… 为什么我给您讲这些呢？现在比起当时来，我还要害怕。所以，我不愿回忆…… “哪怕是留下一个儿子也好啊……” 萨沙·卡夫鲁斯，十岁。 现在是语文学院副博士。 当时我已经上学了…… 我们跑到街上，正在玩耍，像平常一样。这时法西斯的飞机飞来了，往我们的村子投下炸弹。之前有人告诉过我们西班牙发生的战争，西班牙儿童的不幸遭遇。如今炸弹落到了我们头上。上了岁数的妇女趴在地上，祈祷着……就是这样，我一辈子都记得列维坦的声音，他宣布战争开始了……我不记得斯大林的声音。人们一天天地站在集体农庄的扬声器附近，等待着什么，我站在父亲的身边…… 第一批进入我们米亚杰里斯基区波鲁斯村的是宪兵执法队。他们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狗和猫，然后刺探消息，积极分子住在哪里。战争前，在我们家设过村委会，但没有一个人指认父亲。就是说……没有人出卖他……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敌人开枪打死了我，我躺着，心想，为什么我死不了呢…… 我记得一个场景，德国人追赶母鸡。抓住后，把它举起来，旋转着甩动，直到在手里甩没了鸡脑袋。他们哈哈大笑。我好像觉得，我们的鸡在叫喊……像人一样……人一样的嗓音……还有那些猫，那些狗，敌人开枪射击它们的时候……这之前，我没有看见过死亡。既没见过人的死亡，也没有见过其他动物的死亡。只有一次在森林里看到过死去的小鸟，这就是全部。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死亡…… 我们村子是在1943年被烧毁的……这一天我们正在挖土豆。邻居瓦西里，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会许多德语，他说：“我去找德国人，向他们求求情，别烧咱们的村子。那里——住的都是些孩子啊。”他去了，结果被敌人烧死了。学校也被烧毁了，所有的课本都烧了。我们的菜园也被烧了，还有果园。 我们该往哪儿去呢？父亲领着我们去找科津斯基森林中的游击队。我们走着，遇到了另外一个村子里的人，他们村也被烧毁了，他们说，德国人就在附近……我们爬进了一个大坑里：我、弟弟瓦洛佳、妈妈和小妹妹，还有父亲。父亲拿着手榴弹，我们商量好，万一德国人发现我们，他就拉开导火索。我们相互道别。我和弟弟抽掉皮带，打了个结，套在脖子上，想要上吊。妈妈亲吻了我们大家。我听见她对父亲说：“哪怕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也好啊……”父亲当时就说：“让他们逃跑吧。年轻，也许会得救。”我非常舍不得妈妈，我不走。就是这样……我没走…… 我们听见——狗在叫，听见——陌生的口令声，听见——射击的声音。而我们的森林——生长得这么茂密，松树一棵挨一棵，密密麻麻，十米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即便是一切都离得很近，可是听起来，就像离得很远。当四周寂静下来，妈妈都不能站起来了，她的双腿不听使唤了。爸爸把她扶了起来。 过了几天，我们遇到了游击队，他们认识父亲。我们勉强能够迈步，非常饥饿。双脚都磨破了。我们走着，一位游击队员问我：“你想在松树下面找到什么，是糖果，还是饼干？还是一块面包？”我回答：“一把子弹。”后来，游击队员们很长时间都会想起我的这句回答。我是如此憎恨德国鬼子，因为一切……因为妈妈…… 我们经过被烧毁的村庄……庄稼没有烧完，土豆还在生长，苹果落了一地，还有梨……却一个人影都不见。猫和狗四处乱跑，无家可归。就是这样……没有人了，没有一个人。饥饿的猫们…… 我记得，战争结束后我们村就剩下一册识字课本，而我找到的并且读完的第一本书，是一册算术习题集。 我像读诗一样读这本习题集……就是这样…… “他在用袖子擦着眼泪……” 奥列格·波尔德列夫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匠。 这是个问题……怎么样更好一些呢——是回忆，还是忘记？也许，最好是沉默？许多年我都忘记了…… 到塔什干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！这是大后方。父亲作为专家被派遣到了那里。重工业工厂、轻工业工厂，都往那里搬迁。整个国家都转移到了后方。祖国的腹地。真好，国家这么大。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，哥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牺牲了。我急切地想上前线，可是他们甚至不想让我进工厂上班，因为我还小。“你还差半年才十岁，”母亲摇着头说，“把这种幼稚的念头从脑子里扔出去吧。”父亲也皱着眉头说：“工厂不是幼儿园，要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。你怎么干得了？！” 工厂生产地雷、炮弹、空投炸弹。少年们被允许从事磨光的工作……金属铸件需要手工进行磨光……工艺很简单——在高压下，矿砂从水龙带里流出来，温度高达一百五十摄氏度，砂粒很轻，从金属上飞溅起来，打在脸上，打在眼睛上，生疼生疼的。没有几个人能坚持超过一周的。这需要有坚强的性格。 但是在1943年……我刚满了十岁，父亲就把我带到了自己的身边。领到自己的第三车间，在这里焊接炸弹的导火管。 我们三个人一起工作：我、奥列格和瓦纽什卡，他们都比我大两岁。我们收集导火管，而亚可夫·米洛诺维奇·萨波日尼科夫（他的姓名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），是一位出色的师傅，他的焊接技术非常棒。为了够到老虎钳，我们要登到箱子上面，把导火管的接线盒夹住，用绞盘和丝锥把导火管内部的螺丝按要求分类。这活儿我们干得很熟练……也很快……接下来就更简单了：把保险丝装进箱子里。等装满了——再搬回原来的位置。箱子装得很满。分量很重，真的，大约有五十公斤，不过我们两个人就能搬动。我们尽量不去打扰亚可夫·米洛诺维奇，他干的是最精细的活儿，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——焊接！ 最令人不舒服的——是电焊的弧光。你似乎尽量不去看那蓝色的电焊光，可是在十二个小时内你总会不由自主地瞄一眼，眼睛被这亮光刺痛得就像进了沙子。你怎么揉也不管用。不知是因为这个，还是由于为电焊供电的发电机单调的轰鸣，或者单纯就是因为疲惫，有时候我们困得特别厉害。尤其是在深夜，想睡觉！真想睡觉啊！ 如果亚可夫·米洛诺维奇看到，只要稍微有点可能，他就让我们去休息片刻，他命令道： “齐步走，到电焊条车间去！” 其实不用他劝：整个工厂里再没有比那个角落更舒服、更温暖的地方了，在那里用热风来烘干电焊条。我们倒在温暖的木地板上，瞬间就睡死过去了。过十五分钟，亚可夫·米洛诺维奇就会走进电焊条车间，把我们叫醒。 有一次，我醒了，比他叫我们要醒得早一些。我看见：亚沙叔叔看着我们，拖延着时间。他在用袖子擦眼泪。 “它吊在绳子上，就像个小孩……” 柳芭·亚历山德罗维奇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我不想……我不想再重复“战争”这个词……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我们这里。7月9日，才过了几个星期，我记得，为争夺我们的地区中心塞诺市就展开了激战。出现了许多难民，那么多啊，人们都没有地方安置，房子不够用。比如说，我们家，就安置了六个带着孩子的家庭。每一家都是这样。 首先拥来的是人潮，然后转移的是牲畜。这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简直太可怕了。恐怖的画面。离我们最近的车站——博格丹车站，现在还有这个车站，位于奥尔沙和列佩里之间。往这里，往这个方向转移的牛羊，不仅是来自我们的农委，而是来自整个维捷布斯克州。夏天的天气炎热，大群的牲畜：奶牛、山羊、猪、小牛，马群是分开来驱赶的。那些驱赶牲口的人，简直累极了，对他们来说，牲畜怎么样都无所谓了……那些饥饿的奶牛，冲进院子，要是不驱赶它们，会一直拥到台阶上。路上给它们挤奶，挤到地上……特别是猪，它们忍受不了炎热和漫长的道路，走着走着，就倒在了地上。因为天气炎热，这些死尸在膨胀，简直太吓人了，我甚至晚上都不敢走出家门。到处躺着死去的马……羊……牛……人们来不及掩埋它们的尸体，每天都因为炎热而腐烂膨胀……不断胀大……像被吹得鼓鼓的…… 那些农民，他们知道养大一头牛需要付出多少劳动，需要多长时间。他们看着，哭，就像死去的是亲人。这不是草木，倒下了，不出声，这是活物，它们叫唤着，呻吟着，痛苦地死去。 我记得爷爷说过的话：“唉，这些无辜的牲畜，它们为什么要死？它们甚至都不会说些什么。”爷爷在我们家是最有学问的，他经常在晚上读书。 我的大姐战前在区党委工作，她被留下来做地下工作。她从地区党委图书馆带回来许多书、画像、红五星。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埋藏在园子里的苹果树下。还有她的党证。我们是在深夜挖坑掩埋的，可我有一种感觉，红色，鲜红的颜色，埋在地下也会看得见。 德国人是怎么到来的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记不清了……我只记得，他们早就在这里了，驱赶着我们整个村子的人。用机枪在前面押解着，讯问：游击队员在哪里，去过谁家？大家都不说话。于是，他们就找出三分之一的人，带走枪杀了。枪杀了六个人：两个男人、两个妇女和两个少年。然后，他们就走了。这天晚上下了大雪……新年快到了……在这场新雪下面躺着打死的人。没有人给他们下葬，没有人给他们打棺材。男人藏到了森林里。老年妇女点起木头，想让上冻的土地化开些，好挖掘坟墓。她们用铁锹在封冻的土地上敲打了很久…… 很快德国人就又回来了……才过了几天……他们召集起所有的孩子，一共有十三个人，让孩子们站在他们队伍的前面——他们害怕游击队的地雷。我们走在前面，他们跟在我们后面。如果需要的话，譬如，他们安营或打水的时候，会首先把我们下到井里去。就这样我们走了十五公里。男孩子们不是太害怕，女孩们边走边哭。敌人跟在我们后面，坐在车上……你不能跑……我记得，我们是光着脚走路，而那时春天刚刚来临。战争最初的那些日子…… 我想忘记……想忘记这些…… 德国鬼子一家一家地搜查……把那些有孩子参加游击队的家庭集合起来……在村子中间砍掉了他们的脑袋……我们被命令：你们看着。有一家一个人也没找到，他们就逮住了他家的猫，吊死了。它吊在绳子上，就像个小孩…… 我想忘记这一切…… “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孩子……” 尼娜·舒恩托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厨师。 哎呀呀！心立刻就疼起来了…… 战争前我们跟爸爸一起生活……妈妈死了。爸爸上前线后，我们就跟着姨妈。我们的姨妈住在列别里斯基地区的扎多雷村。爸爸刚把我们送到她家不久——她的眼睛就不小心碰到了树枝上，眼睛被刺穿了，她的血液受了感染，不久就去世了，我们唯一的姨妈。只剩下了我和弟弟，而弟弟还很年幼。我和他一起去寻找游击队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觉得爸爸就在那里。必须得找个地方过夜。我记得，有一次狂风暴雨，我们在一个草垛里过夜，我们扒开干草，挖了一个坑，就藏到了里面。像我们这样的孩子，当时很多。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父母，即便他们知道，自己的父母已经被打死了，仍然告诉我们，他们在寻找爸爸和妈妈。或者是在寻找自己的亲人。 走啊，走啊……我们到了一个村子……有一户人家开着窗户。透过窗子可以看见，有烙好的土豆馅饼。我们走上前，弟弟闻到了馅饼的香味，就昏迷了过去。我走进这户人家，想给弟弟要一块馅饼吃，因为他饿得都站不起来了。我也不能拉起他，力气不够。我在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找到，还是忍不住，撕了一块饼。我们坐着，等待主人回来，好让人家知道，我们不是偷吃的。主人回来了，她一个人住。她没放我们走，她说：“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孩子……”她刚刚说完这句话，我和弟弟就在桌子边睡着了。我们住得很好。我们有了家。 很快这个村子就被烧毁了。所有人都被烧死了，包括我们的新阿姨。而我们幸存了下来，因为大清早我们就去采果子了……坐在小山丘上，我们看到了大火……一切都明白了……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？怎么才能再找到一个阿姨？我们只喜欢这个阿姨。我们甚至已经商量好，要叫这个新阿姨妈妈。她这么善良，她总是在晚上亲吻我们。 游击队员收留了我们。我们从游击队坐上飞机抵达了前线…… 战争给我留下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是陌生人，因为我和弟弟就是在陌生人中间成长的，陌生人救了我们。对我们来说，他们怎么能算是陌生人呢？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亲人。虽然经常失望，但我还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生活。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另外一码事…… “我们亲吻了她们的手……” 大卫·戈里德贝格，十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音乐人。 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节日…… 这一天，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少先队夏令营“塔里卡”的隆重开营仪式。我们等待边防战士来做客，一大清早我们就去了森林，去采集野花。出版了节日板报，入口的拱门装饰得非常漂亮。选择的地点非常好，天气也非常棒。我们正在过暑假！以至于飞机的引擎声都没有让我们多加小心，它们从早晨就开始响起，我们依然快乐地走来走去。 突然，我们被命令集合，排成一字横队，然后听到宣布，早晨，当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希特勒入侵了我们的国家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战争是与哈勒欣河20发生的事件相连的，这事发生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，并且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从来都不怀疑，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，坚不可摧的，我们拥有最好的坦克和飞机，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对我们讲过的，还有家里。男孩子都很自信，而许多女孩子都哭得很厉害，吓坏了。那些大点的，就去安抚她们，特别是那些小孩。晚上，给十四五岁的孩子发了小口径步枪。真是棒极了！我们觉得非常自豪。束紧腰带，挺直了腰板。夏令营里有四支步枪，我们三个人一组站岗，守护着夏令营。这事让我非常喜欢。我背着这支步枪走进森林，想考验一下自己——我是不是会害怕？我不想表现得像个胆小鬼。 我们等了好几天，等家人来接我们，可是谁也没有等到。我们就自己走到了布霍维奇车站，在车站上等了很久。值班员说，从明斯克再也不会有火车来了，联络中断了。突然，有一个孩子跑来，叫喊着，来了一列拉着非常重要物资的货车。我们站到铁轨上……先是挥动手臂，后来摘下了红领巾……挥动着红领巾，好让火车停下来。列车员看到了我们，向我们打手势，意思是他不能停下火车——不然就开不走了。“如果可以的话，让孩子们到站台上去！”他喊着。站台上坐着一些人，他们也叫喊着：“救救孩子们！救救孩子们！” 火车这才放慢了速度。从站台上伸出受伤的手臂，抓住孩子。这列火车把所有人都拉上了。这是从明斯克发来的最后一列火车…… 走了很久很久，火车走得很慢。可以清楚地看见路基上躺满了死尸，排列得很整齐，就像枕木一样。留在记忆里的……是我们如何遭遇轰炸，我们如何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弹片也在尖叫。妇女们在车站上给我们吃的，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了，火车上载着的都是孩子，我们亲吻了她们的手。有一个小男孩和我们坐在一起，他的母亲被打死了。车站上一位女士看到了他，从头上摘下头巾，给了他当包布…… 不说了！够了！太激动了……我不能太激动。心脏疼得厉害。如果您不知道，我跟您说：那些在战争期间还是孩子，那些最早失去了父亲的人，都去了前线打仗。比那些从前当过兵的还早，还要早一些…… 我已经安葬了多少自己的朋友啊…… “我用一双小女孩的眼睛看着他们……” 济娜·古尔斯卡娅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研磨工人。 我用一双小女孩的眼睛看着他们，一个农村小女孩的眼睛，睁得大大的眼睛…… 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了第一个德国人——高高的个头、蓝色的眼睛。我非常吃惊：“这么漂亮的一个人，却在杀人。”也许，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我对战争最初的印象。 我们一起生活，有妈妈、两个姐妹、弟弟和一只母鸡。我们家就剩下了一只母鸡，它和我们住在屋子里，和我们一起睡觉，还和我们一起躲避轰炸。它习惯了跟在我们后面，就像条小狗。我们不管多么饥饿，却保住了这只母鸡。大家都饿坏了，过冬的时候，母亲把羊皮袍子和所有皮鞭子都煮着吃了，在我们闻起来，它们都散发着肉香。弟弟还在吃奶……给他用开水煮鸡蛋，把鸡蛋汤当牛奶给他喝。于是，他才不再哭闹，也没有死掉。 周围都在屠杀，屠杀，屠杀……杀死人，杀死马，杀死狗……整个战争期间，我们那里所有的马都被杀光了，所有的狗也被杀光了。真的，只有猫幸免于难。 白天德国人来了：“大妈，给个鸡蛋。大妈，给点腌肉。”不给，他们就开枪。深夜，游击队员来了……游击队员要在森林里活下去，尤其是冬天。他们深夜敲打着窗户。有时是友善地拿走，有时会动用武力……他们把我们家的奶牛牵走了……妈妈大哭。游击队员们也哭……不说话，什么也不说，亲爱的。不行！不行！ 妈妈和奶奶一起去耕地：先是妈妈戴上牛轭，而奶奶扶着犁走在后面。然后，她们两个交换位置，另一个人又变成了马。我希望快些长大。我很可怜妈妈和奶奶。 战争结束后，整个村子就只剩下了一条狗（从别处跑来的）和一只母鸡。我们没有吃过鸡蛋。我们想攒起来，孵小鸡。 我上学了。我从墙上撕下一块壁纸——这就是我的练习本。用瓶子的软木塞代替橡皮。秋天的时候，红甜菜成熟了，我们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煮甜菜得到墨水。这种汤放上一两天，就变成黑色的。终于有了可以写字的墨水了。 我还记得，妈妈和我都喜欢平针刺绣，并且一定要绣成鲜艳的颜色。我不喜欢黑线。 到现在我也不喜欢黑色…… “我们的妈妈没有笑过……” 济玛·穆尔济奇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无线电设备调节员。 我们的家…… 我们家有三姐妹——列玛、玛雅和济玛。列玛——意思是“电气化与和平”；玛雅——意思是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；济玛——意思是“青年共产国际主义者”。父亲给我们取了这样的名字。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，很早就入了党，他也这样教育我们。我们家里有许多藏书，还有不少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。战争开始最初的日子我们把它们都埋到了地窖里，我只给自己留下了一本儒勒·凡尔纳的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。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读，翻来覆去地读。 妈妈时常到明斯克郊外的村子里去，用头巾去换些食品。她有两双很好的鞋子。她甚至把自己唯一一条中国绉绸裙子也拿去换吃的了。我和玛雅坐在家里，等着妈妈：回来还是不回来呢？我们尽量想一些快乐的事吸引对方，比如说，在战争之前我们会跑到湖边去玩耍，游泳，晒太阳，还有，在学校组织的娱乐晚会上跳舞。那条通向学校的林荫道多么长啊。妈妈在院子里的石头上生火煮樱桃果酱，散发出那种香甜的味道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这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。有人告诉了列玛的事，她是我们的大姐。整个战争期间，我们都以为她牺牲了。自从6月23日她去工厂上班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家…… 战争接近尾声时，妈妈到处寄信查询，寻找列玛。在一张通信处的桌子旁，永远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寻找亲人。我一次次地往那里带去妈妈的信。可是，一封给我们的回信也没有。每逢休息日，妈妈就坐在窗口，等着邮递员来送信。可是，他总是越过我们家，从来没有停下过。 有一天，妈妈下班回家。一位女邻居来到我们家，她对妈妈说：“我们跳舞庆祝一下吧。”她把手藏在背后，拿着什么东西。妈妈猜到了，这是一封信。她没有跳舞，她一下子坐到了凳子上，不能站起来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就这样，姐姐找到了。她被转移到了后方。妈妈开始会笑了。整个战争期间，在没有找到姐姐之前，我们的妈妈没有笑过…… “我不习惯自己的名字……” 列娜·克拉夫琴科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会计。 我，当然，对死亡一无所知……没有人来得及向我解释，我立刻就看到了它…… 当机关枪从飞机上向下扫射，我觉得，所有的子弹都会向你飞来，向你的方向扫射过来。我请求：“妈咪，躺到我的身上吧……”她就用自己的身体把我盖住，那样的话，我就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 最可怕的事情是失去妈妈……我看见一个被打死的年轻女人，小孩还吸吮着她的乳房，一分钟前她被打死了。孩子甚至都没有哭泣。而我就坐在旁边…… 千万不要让我失去妈妈……妈妈总是把我抱在怀里，抚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一切都会好的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 我们坐上了一辆不知干什么的汽车，所有孩子的头上都被套上了水桶。我不听妈妈的话…… 然后，我记得——我们被驱赶着排成一列纵队……他们从我身边抓走妈妈……我拉住她的手，扯着她的马尔基塞裙，这条裙子本来是不应该在战争期间穿的。这是她最漂亮的裙子，最漂亮的。我不放……哭叫……法西斯分子先是用步枪打我，当我倒在地上，他们就用皮靴踢我。一个陌生的女人把我拉开了，我和她坐到了一个车厢里，坐在车上走。去哪里呢？她叫我的名字“阿涅奇卡”……可是我心想，我有另外的名字……好像我记得，我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但是叫什么，我忘记了，因为恐惧，因为害怕，因为他们拉走了我的妈妈……我们这是去哪儿？我好像从成年人的谈话中听明白了，这是要把我们运到德国去。我记得自己的想法：为什么德国人需要我这样的小姑娘呢？我到他们那里能干什么？天黑下来时，妇女们把我叫到门口，从车厢里直接把我推了下去：“快跑！说不定，你会得救的。” 我滚落到了一个沟里，在那里睡着了。天气很冷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妈妈把我抱到一个温暖的地方，说着温柔的话。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梦…… 战争结束后，过了二十五年，我只找到了我的一个姨妈。她叫出了我的真实姓名，我很久都不能习惯。 我没有答应…… “他的军便服湿漉漉的……” 瓦丽娅·马丘什科娃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。 您会感到惊讶的！我本来想回忆些可笑的事儿、快活的事儿。我喜欢笑，我不想哭。唉……我已经哭开了…… 爸爸领着我去产房看望妈妈，他对我说，我们很快就要有一个小男孩了。我便想象，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弟弟。我问爸爸：“他是什么样的呢？”他回答：“小小的。” 突然，我和爸爸站在一个高高的不知什么地方，窗子里冒出了浓烟。爸爸抱着我，我请求他，返回去取我的儿童包。我很任性。爸爸一句话不说，紧紧地抱着我，抱得这么紧，我感觉呼吸都困难了。很快爸爸就不在了，我和一个陌生妇女走在街上。我们沿着一条绳子往前走，绳子上拴的全是战俘。天气炎热，他们想喝水。我的口袋里只有两块糖。我把糖扔到绳子那边。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些糖块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有人扔面包……黄瓜……护卫队开枪，我们就跑…… 太令人惊讶了，但是这一切我都记得……清楚地记得那些细节…… 然后，我记得我到了儿童收容所，它被铁丝网围着。德国士兵和德国狼狗看守着我们。那里有的孩子还不会走路，在地上爬。他们饿极了，就舔地面……吃泥土……他们很快就死掉了。伙食非常差，给我们的面包，吃了舌头会发麻，我们甚至都不会说话了。只想吃东西。刚刚吃了早饭，就想：午饭会有什么呢？吃着午饭，会想：晚饭会给点什么呢？从铁丝网下钻出去，溜到城市里。目的地只有一个：泔水池。如果你找到一点鲱鱼皮或者是土豆皮，就会说不出地高兴。我们都是生着吞下去的。 我记得，在泔水池边被一个叔叔抓住了。我非常害怕：“好叔叔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 他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 “谁家的也不是。我是从儿童收容所出来的。” 他把我领回家，给我吃东西。他家里只有土豆。煮好了，我吃了整整一锅土豆。 我们被从儿童收容所转运到了保育院，保育院坐落在医学院的对过，那里曾经是德国军队医院。我记得有低低的窗口，沉重的护窗板，过夜的时候要关严实了。 那里的伙食好一些，我长胖了。一位妇女很喜欢我，她在那里打扫房间。她可怜所有的孩子，特别是对我。当有人来给我们抽血时，所有孩子都藏起来。“医生来了……”她会把我按在一个角落里。她一直重复着一句话，说我像她的女儿。别的孩子藏到了床下，被从下面拉了出来。他们哄骗那些孩子，有时给一块面包，或者给一个儿童玩具。我记得有一只红色的皮球…… “医生”走了，我回到房间……我记得：一个小男孩躺在床上，他的手从床上垂下来，血顺着他的手流下来。别的孩子都在哭……过了两三天，就换了另外一批孩子。其中的一些不知运到了哪里，他们已经全身苍白、虚弱，又运来了另外的一些，养胖了的。 ( 重要提示：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. c o m 老域名，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.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。 ) 德国医生认为，不满五岁的儿童的血能帮助伤员迅速恢复健康，具有恢复健康的神奇疗效。这是我后来知道的，当然，是后来才知道的…… 可在当时……我想得到漂亮的玩具，红色的皮球。 德国人逃离明斯克的时候——他们撤退了——这位救过我的女士，把我们带到门口，说：“谁有亲人的，你们就去找吧。家里没有亲人的，就随便到一个村子，那里的人会救你们的。” 我也走了。住在一个老奶奶家里……我不记得她姓什么，也忘记了村名。我只记得，她的女儿被抓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——一老一小。我们一星期就只有一块面包。 我们的战士到了村里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我生病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，赶忙爬起来，跑到学校。我看到了第一个士兵，一下扑到他的身上。我记得，他的军便装湿漉漉的。 人们拥抱他，亲吻他，都哭了。 “好像是她为他救出了女儿……” 盖妮娅·扎沃伊涅尔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无线电设备调节工。 在我的记忆里保留得最多的是什么？在那些日子里…… 是父亲被人抓走了……他穿着棉坎肩，他的面孔我不记得了，它已经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我记得他的双手……他们用绳子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。爸爸的双手……但是我太恐惧了，以至于是什么样的人抓走了他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他们有好几个人…… 妈妈没有哭。她一整天都站在窗子旁。 父亲被抓走了，我们被赶到了隔离区居住，生活在铁丝网里。我们的房子坐落在路边，每天我们的院子里都会飞落下一些棍子。在我们的栅栏门口，我看见一个法西斯分子，一队人被押着去枪毙的时候，他用这些棍子抽打人们。棍子断了，他就扔到他们的背上，飞到我们的院子里。我想把他看得清楚些，不光是背影。有一次我看清了：他个头矮小，秃顶。他累得哼哼着，大声地喘气。我童年的猜想有些失落，他竟然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…… 我们在房间里找到了被打死的奶奶……我们自己把她埋葬了……埋葬了我们开朗而智慧的奶奶，热爱德国音乐，热爱德国文学的奶奶。 妈妈拿了东西去换食品，而隔离区里开始了大洗劫。我们通常会躲藏到地窖里，而这次我们爬到了顶层阁楼。阁楼的一面已经完全损坏了，没想到却拯救了我们。德国人走进我们家，用枪托敲打着天花板。没有爬到顶层的阁楼上，因为它已经破烂不堪了。他们往地窖里投下了几颗手榴弹。 大洗劫持续了三天时间，我们三天都躲藏在阁楼里，妈妈却没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只惦记着她。大洗劫结束了，我们站在大门口，等着。妈妈是不是活着？突然从大门旁边看见了我们以前的邻居，他走过去了，没有停下脚步，但我们听见他说：“你们的妈妈还活着。”妈妈回来时，我们三个站着，看着她，谁也没有哭，眼泪都没了，出现了某种少有的平静，甚至我们都没有感觉到饥饿。 我们和妈妈站在铁丝网附近，一位漂亮的女人从旁边走过。她在铁丝网的另一边，在我们旁边停下，她对妈妈说：“我真可怜你们啊。”妈妈回答她：“如果您觉得孩子可怜，请带走我的一个女儿吧。”“好啊。”女人想了想说。其他事情她们小声地商量好了。 第二天，妈妈把我带到隔离区的大门口：“盖涅奇卡21，你用童车推着布娃娃去找玛露霞姨妈吧（她是我们的邻居）。” 我记得，当时我穿的什么衣服：蓝色短上衣、点缀着白色绒球的高领绒线衫。一切都很漂亮，像过节似的。 妈妈拉着我走向隔离区的大门口，而我紧紧贴着她。她边推我，眼泪边止不住地流。我记得，我是怎么走出去的……我记得，大门在哪里，哪里有守门的岗哨…… 我推着童车，到了妈妈命令我去的地方，人们给我换上了皮大衣，让我坐到马车上。我们坐车走了多久，我就哭了多久，边哭边说着：“妈妈，你在哪里，我就跟你到哪里。妈妈，你在哪里……” 我被带到了一个村子里，放到一条长长的凳子上。在我来到的这个家庭里，有四个孩子。他们又领养了我。我想，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这位女士的名字，是她拯救了我——她叫奥林匹娅·波日阿里夫斯卡娅，住在沃罗任斯基地区盖涅维奇村。在这个家中住了多长时间，恐惧就持续了多长时间。他们随时可能会被打死……全家人被打死……包括那四个孩子……只是因为他们收留掩藏了一个犹太孩子，从隔离区出来的犹太孩子。我是他们的死神……这得需要一颗多么伟大的心灵啊！这是一颗超越了人类的心灵……德国人一出现，他们就把我打发到别处去。森林就在附近，森林救了我们。这位女士特别疼爱我，她对我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如果她给孩子什么东西，就给所有的孩子，如果她亲吻孩子，就亲吻所有的孩子，爱抚孩子也是一样的。我叫她“妈姆”。我的妈妈不知在什么地方，这里有妈姆…… 坦克开到村子里的时候，我去放牛了，看到坦克后，我就藏了起来。我不相信，那是我们自己人的坦克，但当看清了上面的红星，我就走到了路上。从第一辆坦克上下来一名军人，把我抱起，高高地举起来。这时女主人跑了过来，她是如此幸福，如此美丽，真想与她一起分享这些美好的事物，想说，她们也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。她告诉人们，她是如何救出了我，一个犹太小姑娘……这个军人把我抱紧，我是那么瘦小，扎到了他的胳膊下，他也拥抱了这位女士，他拥抱她的神情，就仿佛她救的是自己的女儿。他说，他的家人都死了，战争就要结束了，等他回家，会带我去莫斯科。而我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，我的妈妈是不是还活着。 别人也都跑过来，他们也都拥抱了我。所有人承认，他们早猜到了把谁藏在了农庄里。 后来妈妈来接我。她走进院子，双膝跪在了这位女士和孩子们面前…… “他们轮流把我抱到手上……从头到脚地拍打我……” 瓦洛佳·阿姆皮罗果夫，十岁。 现在是一名钳工。 我十岁，正好十岁……战争爆发了。这可恶的战争！ 我和男孩们正在院子里玩“救命棒”的游戏。开来了一辆大汽车，从里面跳出几个德国士兵，他们抓住我们，把我们扔到粗帆布篷的车厢里，把我们运到火车站，汽车屁股朝后倒到火车车厢前，他们像扔口袋一样，把我们扔到了车厢里，丢到了麦秸上。 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起初我们只能站着。没有成年人，清一色的儿童和少年。紧闭着车门，我们走了两天两夜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听到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。白天的时候，还有光线从车厢的缝隙里透进来，晚上非常可怕，所有孩子都哭了：这是要把我们拉到遥远的地方，而我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第三天，车厢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士兵往车厢里投进来一些黑面包。离车门近的，来得及抢到面包，瞬间就吞吃下去。我在离门最远的一头，没看到面包，只是我好像觉得，那一刻我闻到了面包的香味，当时我还听到有人喊叫：“面包！”我只闻到了面包味。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在路上走了多少个昼夜……但是已经没法呼吸了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车厢里又是大便，又是小便……开始轰炸列车……我们车厢的车顶被炸飞了。我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的伙伴格利什卡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十岁，战争前我们在同一个班里上学。从轰炸开始的第一分钟，我们就互相拉着手，为了不至于失散。当车顶炸飞后，我们决定从车厢上面逃跑，逃跑！我们已经清楚了——这是要把我们运到西方，运到德国去。 森林里漆黑一片，我们观察着——我们的列车着火了，它燃烧起了熊熊大火。火苗烧得很高。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快早晨时，我们好像是到了一个村子的前面，但是村子已经没了，在原来房子的地方…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：都是黑色的炉子。雾气弥漫…… 我们走着，像是在墓地里……走在黑色的墓碑中间……我们想寻找些吃的东西，炉灶都空空的，冰冷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到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又到了一片烧毁的地方，空空荡荡的火炉子……走啊，走啊……格利沙突然倒在了地上，死了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整个晚上我坐在他的身边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早晨，我用手刨了一个沙坑，把格利沙掩埋了。我想记住这个地方，但是怎么能记得住呢，周围的一切都是这么陌生。 我走着，饿得头晕目眩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叫喊：“站住！小男孩，往哪儿去？”我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——是自己人，游击队员。”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，我已经到了维捷布斯克州，遇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游击队…… 等我稍稍恢复体力，就请求让我参加战斗。大家都用打趣来回答我，他们让我到炊事班帮忙打杂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……这样的一次意外……我们三次派侦察员去车站，他们都没有回来。这三次之后，队长集合起大家，他说：“我不能再第四次派人去侦察了。让志愿者去吧……” 我站在第二排，听见有人问：“谁自愿？”像在学校一样，我把手举起来。可是，我的棉袄太长了，袖子耷拉到地上。我举起手，人们都看不到，袖子举着，可是手却不能从里面伸出来。 指挥官命令：“志愿者，请向前一步走。” 我向前跨出一步。 “你小子啊……”指挥官对我说，“你小子……” 给了我一个小袋子、一顶破旧的护耳皮帽，其中一边护耳已经断了。 我刚刚走到大道上……我总觉得，后面有人在跟踪我。我回下头——一个人也没有。这时，我注意到路口有三棵茂密的松树。小心翼翼地望了一眼，我发现上面坐着德国狙击手。从森林里走出的任何一个人，都逃脱不了他们的视线。而从林子边冒出的这个小男孩，背着个袋子，他们就没有理会。 等我返回队伍，立刻向指挥官报告，说松树上坐着德国狙击手。深夜的时候，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他们，押了回来。这是我的第一次侦察任务…… 1943年末……在别申科维奇地区的老切尔内什金村，我被党卫军抓住了……他们用步枪的通条抽打我，用钉了马掌的皮靴踢我。皮鞋硬如铁石……刑讯之后，他们又把我拖到街上，向我全身浇下冷水。这可是大冬天，我被包裹在一层鲜血淋漓的冰壳子里。没想到的是，我能听得见外面的敲击声。他们树起了绞刑架。当他们把我抬起来，把我绑到木头上，我看到了绞刑架。最后的情景是什么，我记住了什么？新鲜的树木的气息……活生生的气息…… 皮带绷紧了，但很快被人割断了……游击队员们早已埋伏在附近。当我恢复了知觉，我认出了我们的医生。“如果再晚两秒钟——你就完蛋了，我都来不及救你了，”他说，“你真走运，小子，你还活着。” 人们把我抱在怀里送回部队，大家从头到脚地拍打我。我浑身疼得厉害，心想：我还能不能长大了？ “为什么我这么小？” 萨沙·斯特列里措夫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飞行员。 父亲甚至都没有看到我…… 我出生时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经历过两次战争：和芬兰的战争结束后，刚回到家，又开始了卫国战争。他第二次离开了家。 印象中还留下些对妈妈的记忆，我们一起步行去森林里，她教我：“你不要走得太急，听，树叶在掉落，森林在喧哗……”我和她坐在路上，她用根小树枝在沙土地上给我画小鸟。 我还记得，我想长成大个子，就问妈妈：“爸爸是高个子吗？” 妈妈回答：“他个子非常高大，模样很英俊，但他从来不显摆。” “那为什么我这么小啊？” 我刚刚发育……我们家里没有留下一张父亲的照片，我需要证明，我长得像他。 “你长得像爸爸，非常像。”母亲安慰我说。 1945年……我们听说，父亲牺牲了。妈妈太爱他了，疯了……她谁都认不得了，甚至连我也不认得了。后来，我只记得，是姥姥一个人陪伴着我。姥姥名字叫舒拉，为了不让人们弄混了我们，我和她商量好：我叫——舒利克，她叫——萨沙外婆。 萨沙外婆没有讲过童话，她从清早忙碌到深夜，洗衣服，扫地，煮饭，漂白，她还放牛。过节的时候，她喜欢回忆我出生时的样子。我跟您说，现在我的耳边还经常回响着外婆的声音：“那是一个暖和的日子。伊戈纳特爷爷家的母牛生小牛了，人们都溜进了老雅基姆舒克家的花园里。于是，你就来到了人世……” 农舍的上空一直盘旋着飞机……我们的飞机。上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飞行员。外婆去了兵役委员会。人们向她要证明，她没有我的证明，但是她随身带去了父亲的阵亡通知书。回到家后，她说：“我们刨些土豆，然后坐车去明斯克苏沃罗夫学校。” 上路前，她不知从谁家借了些面粉，烙了些馅饼。政委让我坐到他的汽车上，说：“你受到这样的待遇，都是因为你的父亲获得的荣誉。”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坐汽车。 过了几个月，外婆来到了学校，给我还带来了礼物——一个苹果。她对我说：“吃吧。” 可我不想立刻就和她给我的礼物告别…… “人的气味会把它们吸引过来……” 娜佳·萨维茨卡娅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我们等着哥哥从军队回来。他给我们写了信，说六月会回家…… 我们都想：等哥哥回来，我们要给他盖一座新房子。父亲已经用马车拉回了木头，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那堆木头上，我记得，妈妈对父亲说，房子要盖得大大的。他们会有许多孙子。 战争开始了，当然，哥哥不能从军队回来了。我们家总共有五姐妹、一个男孩，这就是我的哥哥，孩子中最年长的。整个战争期间，妈妈都在哭泣；整个战争期间，我们都在等着哥哥回来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我们每天都在等着他。 我们要是听见哪里有押送我们的战俘的消息——就赶快跑到那里去看。妈妈烙好十张饼——就往那里赶去了。有一次，我们实在没什么可带，看到田野里长着成熟的黑麦，我们就揪下麦穗，在手里搓出麦粒。结果，被德国人逮住了，他们在巡逻，看守庄稼。他们弄撒了我们的麦粒，教训我们：“站住，我们要开枪了！”我们都哭了，妈妈亲吻着他们的皮靴。他们骑在马上，很高，她抓住他们的皮靴，亲吻着，哀求着：“老爷！求你们了……老爷，这都是我的孩子。你们看看，她们都是女孩啊。”他们没有朝我们开枪，走了。 等他们刚一离开，我就开始大笑。我笑啊，笑啊，过了十分钟，我还在笑。二十分钟过去了，我还在笑……我笑得倒在地上。妈妈骂我——不管用，妈妈请求我——也不管用。我们走了多远，我就笑了多久。大家都觉得我……嗯，你们懂的……大家都很害怕……都很担心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疯了。 直到如今，我落下了这个毛病：如果受到惊吓，我就开始大声地笑，声音很大很大。 1944年……我们被解放了，当时我们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，哥哥牺牲了。妈妈哭啊，哭啊，哭瞎了眼睛。我们住在村外的掩蔽部里，因为整个村子都被烧毁了，我们的老房子和建新房的木头都被烧了。我们家里一件完好的东西也没有留下，我们在森林里捡到了一个钢盔，用它煮饭。德国人的头盔很大，就像铁铸的一样结实。我们在森林里生活，采野果和蘑菇时非常危险。德国人留下了很多狼狗，它们见了人就扑上来，咬死过小孩。它们都是通过人肉、人血训练出来的。只要一闻到新鲜的气味，它们就……如果我们去森林里，我们会凑一群人。二十来个人……母亲教给我们，在森林里要边走边喊叫，把狗吓跑。一篮子浆果没有采满之前，我们就这样叫喊，嗓子都失音了，哑了，咽喉都肿了。而那些大狗，像狼一样。 人的气味会把它们吸引过来…… “为什么他们朝脸上开枪？我的妈妈这么漂亮……” 瓦洛佳·科尔舒克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授，历史科学院博士。 那时候我们住在布列斯特市22。在最靠近边境的地方…… 晚上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：妈妈、爸爸和我。我们三个人很少有一起外出的机会，因为父亲总是忙碌个不停。他在州国民教育局工作，经常出差。 战争来临前的最后一个黄昏……最后一个夜晚…… 凌晨，妈妈就把我叫醒了，只听见四周一片轰鸣声、撞击声、汽笛声。天色还很早，我记得，窗外还是漆黑一团。父母一通忙乱，收拾皮箱，不知为什么，什么东西也没找到。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，一个大花园。父亲不知去了哪里，我和妈妈看着窗外：花园里站满了不明身份的军人，用断断续续的俄语交谈着，他们穿的是我们的军服。妈妈说，这是搞破坏活动的敌人特工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在我们的花园里，小桌上还放着昨晚喝茶的茶炊，突然——眼前就冒出了敌人的特工！我们的边防战士去哪里了？ 我们步行离开了城市。我眼看着前面有一座石头房子顷刻间散了架，从窗子里飞出一部电话机。街道中间扔着一张床，上面躺着一个死去的女孩，用被子盖着。好像这张床是从哪里搬来的，摆放到了这里，一切都是完好的，仅仅是被子稍微烧毁了一些。到了郊外就是黑麦田，飞机用机枪扫射我们，所有人都不敢沿着道路走，都跑到了麦田里。 我们进了森林，变得不那么害怕。我看到一辆辆大汽车从森林里开出来。这是德国士兵，他们大声说笑着，陌生的语言传过来，语音里包含许多近似俄语的颤音…… 父母一直在互相问：我们的军人在哪儿？我们的军队在哪儿？我自己在心中想象，布琼尼骑在军马上突然出现，吓得德国敌人屁滚尿流地逃跑了。全世界都没有和我们的骑兵军旗鼓相当的——前不久父亲还对我这样说。 我们走了很久。深夜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子，人们给了我们些吃的，让我们烤火暖暖身子。许多人都认识父亲，父亲也认识许多人。我们走进了一户人家，至今我还记得住在这座房子里的老师的姓名——帕乌克23。他们有两处房子——新的和旧的并排着。他们建议我们留下来，给我们一间房子住，但是父亲拒绝了。主人把我们送到一条大道上，妈妈打算给他些钱，但他摇着头，说，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友谊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。我记住了他的话。 就这样，我们到达了乌兹德市，我的父亲从小出生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住到了姆罗奇基村的爷爷家。 在我们的家里第一次看到了游击队员，从那时起，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身穿白色伪装衣的人。父亲很快就跟随他们去了森林里，剩下我和妈妈住在爷爷家里。 妈妈不知在缝制什么……不对……她坐在一张大桌子前，用绣花架子绣着什么，而我坐在火炕上。德国人带着村长进了我们屋子，村长指了指我的妈妈：“就是她。”他们命令妈妈起身。当时我吓傻了。他们把妈妈带到院子里，她招呼我，想和我告别，而我缩在条凳下，他们没有把我拽出来。 他们把妈妈和另外两个女人押到一起，她们两个人的丈夫也都参加了游击队，就这样被带走了。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了？往哪个方向走的？谁也不清楚。第二天，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，她们被人发现了，她们躺在雪地上……大雪下了整整一夜……我还记得些什么呢？人们把妈妈拉回来。怎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他们要朝着脸开枪？妈妈的面颊上有几个黑色的枪眼儿。我一直问爷爷：“为什么他们要朝脸开枪？我的妈妈长得这么漂亮……”人们把妈妈掩埋了……爷爷、奶奶和我跟在棺材后面。人们很害怕。他们都是晚上来送别妈妈的……整个晚上我们家的门都没有关上，而到了白天，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。我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妈妈，她什么坏事都没有做。她就坐在那里，绣着花…… 有一天深夜，爸爸回来了，他说，要把我带在自己身边。我很幸运。在游击队里最初的生活与在爷爷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父亲去执行任务，就把我留在一个村子里的某户人家。就这样，我记得一位女主人，我曾经在她家住过一次，人们用雪橇把她被打死的丈夫拉了回来。她用头撞着桌子，桌子上放着棺材，她嘴里只重复着一个词：“暴徒们。”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父亲，我盼望着他，心想：“我没有了妈妈，奶奶和爷爷在很远的地方，我这么小，如果被打死的爸爸也用雪橇拉回来的话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”等爸爸回来，我感觉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。我等着他的时候，对自己许诺，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只称呼他“您”。我用这样的方式强调，我是多么爱他，多么想念他，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。很明显，父亲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觉我是怎么称呼他的，后来他问我：“为什么你称呼我用‘您’？”我向他承认，对自己许下了什么诺言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跟我解释：“你也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称呼‘你’。我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。”我请求他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“你已经长大了，你——是男子汉了。”他劝我说。 父亲的爱抚让我铭记在心。敌人是怎样疯狂扫射我们的啊……我们躺在四月冰冷的地上，草还没有长出来……父亲找到了一个坑，对我说：“躺到下面，我在上面，如果我被打死了，你还能活下来。”在游击队里大家都很疼爱我。我记得，一位上了年纪的游击队员走近我，摘下我的帽子，久久地抚摸着我的头，对父亲说，他也有个这么大的孩子，现在不知在哪里乱跑呢。我们穿越沼泽地的时候，水有齐腰深。父亲试着想抱着我，但很快就累了。于是，游击队员们就轮流把我抱在手上，这让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不会忘记，当他们找到一些酸模24，全都让给我吃。而他们自己却饿着肚子睡觉了。 …… 在戈梅里斯基保育院，是用飞机把我和另外几个游击队员的孩子运送到了这里，当时城市刚刚解放，有人从父亲那里给我带了些钱，一张很大很红的钞票。我和男孩子们去了集市，用这些钱全部买了糖果，买了很多，足够大家吃。保育员阿姨问：“你父亲给你的钱你是怎么花的？”我承认，都买了糖果。“全都花了？”她很吃惊。 明斯克解放了……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接我，对我说，他要带我去找父亲。坐火车很困难。男人上了火车坐下后，人们把我从窗口递给了他。 我和父亲重逢了，我再次请求他，我们永远、永远不要再分离了，因为一个人太难熬了。我记得，他不是一个人来迎接我的，还有一位新妈妈。她抱着我的头贴近自己，而我也很想得到母亲的温柔爱抚，对于她的爱抚，我心里非常喜欢，立刻就在汽车上睡着了，趴在她的肩膀上。 十岁的时候，我上了一年级。但是我已经很大了，会读书了，过了半年我就跳到了二年级。我只会读，不会写。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，叫我写字母“У”。我站在那里，害怕地想，字母“У”应该怎么写呢。可当时我已经会射击了，我的射击水平很不错。 有一天，我没有找到父亲的手枪，翻遍了整个柜子——还是没有。 “怎么回事？现在你做什么工作？”我问爸爸，他刚刚下班回到家。 “我要教育孩子们。”他回答。 我觉得非常失望……我心想，工作——只能是战斗…… “你求我，让我开枪打死你……” 瓦夏·巴依卡乔夫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生产培训技师。 我常常会回想起这些事……这是童年最后的时光…… 放寒假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学校都参加了军事竞赛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学习了列队，使用木制的步枪操练，缝制了白色伪装衣和卫生员穿的白大褂。从军营派来的教官是坐着“玉米机”25来的。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！ 六月，德国人的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，空降下来一些密探。这是些年轻小伙子，他们穿着灰格子上衣，戴着鸭舌帽。我们和大人一起抓住了不少这样的人，交给了村委会。我们为自己能参加军事行动而自豪，它让我们联想到寒假的军事竞赛。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另外的事情……见到的德国人不再是穿着灰格子上衣，戴着鸭舌帽，而是一身绿军装，卷着袖口，脚穿长筒皮靴，钉着铁掌，脊背上是沉甸甸的背囊，腰间是长长的防毒罐，斜挎着步枪。他们一个个长得肥壮，强大。他们唱着，喊着：“茨瓦依马拿特——莫斯科完蛋。”父亲给我解释说：“茨瓦依马拿特，就是‘两个月’的意思。”总共用两个月？总共？这种战争完全不像我们不久前玩过的，我非常喜欢那种军事竞赛。 起初，德国人没有驻扎在我们马列维奇村，他们去了日罗宾车站。我的父亲在那里工作。但他已经不再去车站上班了，他在等待着我们的战士打回来，把德国人赶回到边境去。我们都相信父亲，也在等待我们的部队，等了一天又一天。可是……我们的士兵们……他们躺下了，躺得到处都是：道路上，森林里，水沟中，田野间……在郊外……泥炭坑中……躺满了他们的尸体，和自己的步枪并排躺着，和自己的手榴弹。天气炎热，他们的尸体因高温而膨胀，他们好像变得一天比一天胖大。整个军队。没有人去埋葬他们…… 父亲套好马车，我们去了田野。我们收集那些死尸。挖掘好坟坑……一个坑里放进去十个人十二个人……我的书包里装满了他们的证件。我记住了地址，他们都是来自古比雪夫州，乌里扬诺夫斯克市。 过了几天，我在村子外面找到了死去的父亲和我最要好的朋友，十四岁的瓦夏·舍夫佐夫。我是和爷爷一起去的那个地方……轰炸开始了……把瓦夏埋葬了，没有来得及掩埋父亲。轰炸过后，我们已经什么也找不到了。没有一点痕迹。我们在那块地方插上了一个十字架，只能这样了。一个十字架。下面埋的是一件父亲过节时穿过的西服…… 过了一周，已经无法再收集士兵的尸体了……他们已经不能抬起来了……从军便服中向外淌水……我们把他们的步枪收集起来，还有士兵的证件。 在一次轰炸中，爷爷也被炸死了…… 往后该怎么生活？没有了父亲该怎么活？没有了爷爷该怎么活？妈妈一直哭啊，一直哭。这些武器怎么办？我们把收集来的武器都埋在了一个可靠的地方。把它们交给谁呢？没有人可以商量。妈妈一直在哭。 冬天，我们跟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。他们为我们的礼物而高兴，武器转交给了游击队…… 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多长——我记不清了……也许，大约四个月吧。我记得，在那一天，我在去年的土豆地里刨冻了的土豆。回到家，全身湿淋淋的，非常饥饿，我拎回了满满一桶土豆。我刚刚脱下鞋子，脱下湿乎乎的树皮鞋，就听到地窖顶上有声音，当时我们都住在地窖里。有人问：“波依卡乔夫在这里吗？”我刚刚探出地窖口，一队人就围了上来。因为匆忙我没来得及戴护耳帽，戴的是布琼尼式军帽，因此立刻遭到了一顿皮鞭抽打。 地窖旁边站着三匹马，骑在上面的是德国人和伪警察。一个伪警察下马，用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，拴到了马鞍子上。母亲急忙求情：“让我再给他吃点东西吧。”她爬回地窖，去拿冻土豆做成的土豆饼，可他们催动马匹，小跑着就走了。拉着我就这样跑了五公里，到了微笑雷村26。 在第一次审问时，法西斯军官只提了些普通的问题：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生日……父亲和母亲是谁？”翻译是一个年轻的伪警察。在审问结束时，他说：“现在你去收拾一下刑讯房，小心看好那里的凳子……”他们给了我一桶水、一把桦树枝、一块抹布，命令我过去…… 到了那里，我看到的是一幅恐怖的画面：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宽宽的条凳，上面绑着皮带。三道皮带——用来捆绑人的脖子、腰部和腿脚。角落里是一堆粗粗的桦木棍子和盛满了水的小桶，水都是红色的。地上淌满了血洼儿……还有尿……粪便…… 我一趟一趟提进水来。那块抹布，尽管反复冲洗，但仍然是红色的。 早晨，军官叫我过去：“武器在哪里？跟哪个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？接受了什么任务？”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抛过来。 我只是反复回答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还小，我在田野里收集的不是武器，是刨的上冻的土豆。 “把他押到地窖去。”军官命令一个士兵。 他们把我投进了灌了冷水的地窖里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还指给我看一个游击队员，刚刚把他从里面拖出来。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……沉到了水底……现在他躺在了外面…… 水没到了喉咙……我能感觉出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血在脉管里流动，血液把我身体周围的水都温暖了。我很担心：千万别失去知觉，千万不要打盹，千万不要沉到水底淹死…… 下一次提审：军官用枪管对着我的耳朵，开了一枪——一块地板噼啪折断了。他们是朝地上开的枪！他们用棍子敲击我的颈椎，我倒下了……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壮实的家伙，从他身上散发出火腿和熏人的酒气。我感到恶心，却什么也吐不出来。我听见他在叫嚷：“立刻用舌头舔干净，吐到地板上的东西……用舌头，明白吗……明白吗，小赤佬？！” 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入睡，疼痛令我失去了知觉。我恍惚觉得，我站在学生的队列里，女老师柳波芙·伊万诺夫娜·拉什凯维奇说：“秋天你们就要升入五年级，现在和大家先说声再见，孩子们。一个夏天你们就会长大。瓦夏·波依卡乔夫是最小的，到时会长成最大的。”柳波芙·伊万诺夫娜微笑着说…… 我又仿佛看到，和父亲走在田野里，寻找着我们牺牲的战士。父亲走到前面去了，而我在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一个人……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人体残余的部分。没有了手，没有了脚……他还活着，请求我：“打死我吧，孩子……” 牢房里，有一位老人躺在我的旁边，他把我叫醒了：“不要喊叫，孩子。” “我喊叫什么了？” “你求我，让我开枪打死你……” 几个十年过去了，我还在吃惊：我还活着吗？！ “我头上连块三角巾都没有……” 娜佳·戈尔巴乔娃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。 在战争期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……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想起…… 可父亲怎么去的前线，我却不记得了…… 谁也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受到大人的保护。早晨，爸爸把我和妹妹送到幼儿园。一切都如往常一样。傍晚，我们当然要问父亲怎么不见了，但是妈妈安慰我们说：“他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再过几天。” 我记得一条大道……有一辆辆的汽车从上面开过，车厢里装满了牛，挤满了猪，在一辆汽车上——有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盆仙人掌，由于汽车的颠簸，他从车厢的一边被颠到另一边……我和妹妹觉得他非常可笑，在车厢里颠来颠去的。我们还都是小孩子……我们看到了田野，我们看到了蝴蝶。我们喜欢乘车出行。妈妈很疼爱我们，我们都躲在妈妈的“翅膀”下。如果在哪里发生了不幸，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，不管到哪里，我们都会感觉很好。她让我们躲避炸弹，远离人们惊吓的交谈，躲开所有不好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够阅读妈妈的表情，那我们会从上面读到一切。但是我不记得她的面庞了，我只记得一只大蜻蜓，飞落到了妹妹的肩膀上，我大声喊叫了起来：“飞机！”大人们不知怎么回事，都从马车上站了起来，开始抬头仰望天空。 我们坐车到了谢涅恩斯基地区戈罗杰茨村的爷爷家。他有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住在了夏季使用的厨房里。人们称呼我们是“避暑人”，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，才算不这么叫了。我不记得，我们玩耍过，退一步说，战争开始的第一年，我们确实没有玩过夏天的游戏。最小的弟弟长大了一点，我们要抱着他，因为妈妈要翻地，播种，缝缝补补。我们被留在家里：需要洗勺子、盘子，擦地板，烧坑炉，为明天准备木柴。要往水缸里储备水，我们提不动满满一桶水，就提半桶。傍晚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们派好活儿：你——负责收拾厨房，你——负责照看弟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活计。 我们都在饿肚子，但是我们收养了一只猫，然后是一条狗。它们也都是家庭成员，我们有什么吃的，都和它们均分。如果有一次不够猫和狗吃的，我们每个人就悄悄从自己的那一份里尽量给它们藏下一小块。这只猫被弹片炸死时，我们都非常痛心，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挪动它。我们哭了两天，我们为它出了殡，流着泪水，把它安葬了。竖起了一个十字架，在墓地上种了花，浇了水。 直到现在，当我一想起我们流下了多少泪水，我就不能养猫。女儿还小的时候，求我给她买一只小狗，我没敢答应她。 后来，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。我们不再害怕死亡。 一辆辆德国的大汽车开来，把人们都从家里赶了出来。让大家站好，点数：“一，二，三……”妈妈是第九个，而第十个被枪毙了，我们的邻居……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，他从妈妈的手里掉到了地上。 我记住了那种气味……如今当我看到电影中的法西斯分子，我立刻就会闻到士兵的气味。皮革的、优质呢料的、汗水的气味…… 妹妹在那一天照看弟弟，而我在园子里除草。我在土豆地里弯着腰，都看不到我，您知道，童年的孩子眼睛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大，那么高。当我发现飞机后，它已经在我的头顶上盘旋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飞行员年轻的面孔。 短促的自动步枪射击声——啪啪！啪啪！飞机第二次转圈回来……他不想立刻打死我，他在拿我取乐。当时，连我这个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可我头上连块三角头巾也没有，没什么可以遮蔽…… 唉，这叫什么事？该怎么解释？很有趣吧：这个飞行员不知现在是不是活着？他会回想起什么来？ 到了这样的时刻，你应该决定：是被子弹打死，还是被吓死，也有个中间地带——刚躲过了一个不幸，下一个不幸暂时还不知道——也有许多可笑的事。人们相互打趣，相互开玩笑：谁在哪里藏起来了，怎么逃跑，子弹怎么飞，但没有被打中。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甚至我们这些小孩子，聚在一块时，也相互取笑——谁吓坏了，而谁没有。笑与哭是同时的。 我现在回忆战争年代，是想弄明白……不然的话——为什么要回忆呢？ 我们家养了两只母鸡。当对它们说：“安静——德国人！”它们立刻不叫了。它们一声不吭地和我们躲藏在床底下，没有一只叫唤。因此，后来再看马戏时，看到那些驯养的母鸡，不管它们多听话，我都不会感到吃惊。我们家的母鸡雷打不动地在床下的箱子里下蛋——每天两个。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那么富足！ 不管怎么样，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摆放一棵圣诞树。当然，是妈妈记得，我们还都是孩子。我们从书上剪下彩图，用纸做成小球：这一个是白色的，那一个是黑色的，用旧毛线编成花带。在这一天大家都特别高兴，彼此微笑相对，代替礼物的（当时根本没有）是我们放在新年枞树下的纸条。 在自己的纸条上，我给妈妈写道：“亲爱的妈妈，我非常爱你，非常！非常！”我们互相赠送祝福的话语。 一年一年过去了……我读了那么多的书。对于战争的了解，却并不比当时多，当时我还是个孩子。 “大街上没有可以玩耍的伙伴……” 瓦丽娅·尼基坚科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。 所有一切都铭刻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就如同影集一般，像一张张独立的相片…… 妈妈对我说：“跑，跑啊！快跑，快跑啊！”她的双手都占着。可是我却耍着性子：“我的脚好疼。” 三岁的弟弟推着我说：“快‘饱’啊（他口齿发音还不清楚），要不德国人就追上了！”于是，我就不吭声地跟着一起“饱”。 轰炸的时候，我把头和布娃娃藏起来，可是这只布娃娃的手和腿没有了。我哭叫着，让妈妈给她包扎好…… 有个人给妈妈带来一张纸。我已经知道，这是什么……这是从莫斯科来的信。他们告诉外婆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们的舅舅参加了游击队。我们的邻居住的是伪警察一家。众所周知，孩子们都会这样：到了外面，都会夸耀自己的爸爸。他们家的男孩子就说：“我爸爸有枪……” 我也想夸耀一番：“舅舅给我们来了封信……” 伪警察家的那位母亲听到了这些，就找到了妈妈，警告说：如果她的儿子再听到我的话，或者别人家的孩子转告我的话，那我们家可就要倒大霉了。 妈妈把我从街上叫回家，劝我：“女儿，别再说了好吗？” “我要说！” “不能再说。” “他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” 于是，她从扫帚上抽出一根枝条，可她舍不得打我。她让我站在墙角：“不要说了好吗？不然他们会打死妈妈。” “我们的舅舅会坐着飞机从森林里飞出来救你。” 我在角落里睡着了…… 我们的房子着火了，人们把熟睡的我从里面抱了出来。大衣和鞋子都烧坏了。我就穿着妈妈的上衣，它长得直垂到地上。 我们住在地窖里。有次我从地窖里钻出来，闻到了加了黄油的米粥的清香。直到如今，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加了黄油的米粥再美味的了。有人喊叫：“我们的军队来啦！”在瓦西丽萨大婶——妈妈这样叫她，孩子们称呼她是“瓦霞奶奶”家的院落里，搭起了行军厨房。战士给我们往饭盒里打粥，我清楚记得，用的是饭盒。我们是怎么喝的粥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们没有勺子…… 他们还给了我一杯牛奶，在战争期间，我都快忘记它的味道了。牛奶倒在碗里，碗掉到了地上，打碎了。我立刻大哭起来。大家都以为，我是因为打碎了碗才哭的，而我哭是因为弄洒了牛奶。它的味道这么好，我担心他们再也不会给我了。 战争结束后，疾病开始流行。所有人，所有孩子都生病了。生病的人比战争期间还要多。我不明白，这是不是真的？ 白喉症流行……许多孩子死了。我从锁着的家里跑出来，去参加邻居一对双胞胎男孩的葬礼，我和他们是好朋友。我穿着妈妈的上衣，光着脚丫，站在他们的小棺材旁边。妈妈拽着我的手，把我扯出来。她和外婆担心我会传染上白喉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咳嗽。 乡村里一个孩子也没剩下。大街上没有可以玩耍的伙伴…… “我深夜打开窗子……把纸条交给风……” 卓娅·玛日阿罗娃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邮局工作人员。 我看见了天使…… 他显现了……他来到了我的梦境中，当时我们正被运送到德国去。我们坐在车厢里。里面什么也看不见，甚至一小块天空也看不见。此时，他来了…… 您不怕我吗？不怕我说的这些话吗？我时而听见某种声音，时而看到天使……我现在就开始说吧，不是每个人都想听这么久。人们很少请我去做客，很少请我坐到节日的宴席上，甚至邻居们。我说啊，说啊……可能是上了岁数吧？我不能停下来…… 我从最开始讲起吧……战争的第一年，我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。我收过庄稼，耕过地，割过草，也打过场。所有的都上缴给了德国人：粮食、土豆、豌豆。秋天他们骑着马来了。挨家挨户搜查，把人们召集到一起……这叫什么来着？我已经忘记这个词了——收租子。我们的伪警察也跟在他们后面晃来晃去，大家都认识他们，是邻村的。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。可以说，都已经习惯了。他们对我们说，希特勒已经进攻到了莫斯科，进攻到了斯大林格勒。 深更半夜的时候，游击队员们来了……他们说的一切都正好相反：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不会交出莫斯科。他也不会交出斯大林格勒。 我们呢，还是耕地，收割。休息日或节日的晚上，我们还举行舞会，在街上跳舞。一片和谐的景象。 我记得，这件事发生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天……我们折了柳枝，去了教堂。大家聚集在街道上。等着拉手风琴的人来。突然，来了一队德国人。乘坐着一辆大敞篷汽车，牵着狼狗。包围了我们，命令道：快爬到车厢里去。他们用枪托推搡着我们。有人哭，有人叫……等我们的父母再赶来，我们都已经坐到了车上。坐在粗帆布车篷下。离我们村不远，就是火车站，我们被运送到了那里。那里已经停靠着一列准备好的空车厢。伪警察想把我拽上车厢，而我挣扎着不走。他把我的辫子缠绕到自己的手上：“别喊叫，傻瓜。元首把你们从斯大林的统治下解放了。” “那把我们弄到外国去干什么？”——这之前，他们就怂恿我们去德国，许诺去那里过幸福的生活。 “要你们帮助德国人民战胜布尔什维克。” “我想要妈妈。” “你会住上大瓦房，有巧克力糖果吃。” “我要找妈妈……” 哎呀呀——！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，估计他连早晨也活不到。 我们被装上车，运走了。我们走了很久，走了多久，我不知道。在我坐的车厢里，都是我们维捷布斯克州的人，来自不同的村庄，大家都很年轻，像我一般的年龄。人们问我：“你是怎么被抓来的？” “从舞会上。” 因为饥饿和恐惧，我失去了知觉。我躺着，闭着眼睛。就是在那一刻……第一次……我看见了天使……很小的天使，他的翅膀也是小小的，就像小鸟的翅膀一样。我看到，他想救我。“他怎么能救我呢？”我心想，“他是那么小。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…… 干渴极了……我们都被饥渴所折磨，一直想喝水。感觉整个身体内部都干透了，甚至舌头都伸到了外面，不能收回去。白天，就这样伸着舌头，张着大嘴。晚上的时候稍微感觉轻松些。 我会记一百年……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…… 在我们车厢的角落里放着几只小桶，车在行驶当中，我们都往里面小便。有一个小姑娘……她爬到小桶前，双手抱住一只桶，伏到上面，就开始喝。大口大口地喝……然后，她就开始呕吐……吐完了，又爬到小桶前……再吐…… 哎呀呀——！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…… 我记住了马格德堡市27……在那里，我们都被剃光了头，浑身涂满了白色的药水。据说这是为了预防疾病。这种溶液涂在身体上，皮肤像被烧灼一般，身体就像被点着了，脱了一层皮。千万不要这样啊！我不想活了……我已经谁也不心疼了：不论是自己，还是爸爸和妈妈。你抬起眼睛看看——他们就站在四周，牵着狼狗，狼狗的眼神太可怕了。狗从来不和人的眼睛对视，它会移开视线，可是这些狼狗盯着人，直视着我们的眼睛。我不想活了……和我一起来的，有一位熟悉的小姑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和妈妈都被抓来了。也许，妈妈追赶她，爬上了汽车……我不知道…… 我会记一百年……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…… 这个小姑娘站着哭泣，因为当我们被驱赶着去做疾病预防的时候，她和妈妈失散了。她的妈妈很年轻……一位漂亮的妈妈……可我们永远都是坐在黑漆漆的车厢里：没有人给我们打开车门，运货的车皮，没有窗子。她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妈妈。整整一个月。她站着，哭泣着，有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，也被剃光了头，向她伸出手，想抚摸她一下。她逃开这个女人，直到女人呼唤她：“女儿啊……”听嗓音她才猜出，这就是她的妈妈。 哎呀呀！如果……如果一个人知道了…… 人们都一直饿着肚子走来走去。我想不起来，到过哪里，运往哪里。名称、地点……因为饥饿，我们活着，就像是在梦中…… 我记得，我往弹药工厂搬过什么箱子。那里一切都散发着火柴的气味，烟味……没有烟，但是散发着烟味…… 我记得，在某个农场挤过牛奶，劈过柴……一天干十二个钟头…… 给我们吃的是土豆皮、芜菁和加糖精的茶。我的搭档会把我的茶抢过去。一个乌克兰姑娘。她比我大……长得壮实些……她说：“我得活下去，就我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了。” 她在田间唱优美动听的乌克兰歌曲，非常好听。 我……我一次……我一个晚上也说不完。我来不及说完。我的心脏承受不了。 这是哪里？我不记得……但是这已经是在集中营里了……我，很显然，已经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28…… 在那里，我们从汽车上往下卸死尸，把他们堆成垛，一层层地码起来——一层死尸，一层涂了树脂的枕木，一层，两层……从早到晚，我们准备好了篝火堆。用……堆起的篝火，呶，很显然，用死尸堆起的篝火……在死人中间偶尔还会有活着的，他们想对我们说点什么，想说些什么话。可我们不能在他们身边停留…… 哎哟哟！人类的生活……我不知道，是不是比树木，比人驯服的那些活物轻松些。比那些牲畜，那些家禽……但我了解人类的一切…… 我想死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……我已经准备好了——我四处寻找刀子。我的天使飞了过来……这已经是不止一次了……我不记得，他用什么样的话语安慰我，但那些话语都很温柔。他劝说了我很久……当我向别人说起自己的天使，他们都觉得，我疯了。身边早已看不到熟悉的人了，四周都是陌生人，清一色的陌生人，谁也不想和别人结识，因为明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会死去。为什么要相识呢？但是有一次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小姑娘……玛什卡……她皮肤白白的，性格温和。我和她交了一个月的朋友。集中营里的一个月——就是整个人生，这——就是永恒。她第一个走近我：“你有铅笔吗？” “没有。” “那一张纸呢？” “也没有。你要这些干吗？” “我知道，我快死了，我想给妈妈写封信。” 在集中营里这都是不该有的——无论是铅笔，还是纸。但是我们给她找到了。所有人都喜欢她——这么小，这么安静，嗓音也是轻轻的。 “你怎么把信寄出去呢？”我问她。 “我深夜打开窗子……把纸条交给风……” 可能，她八岁了，也许，十岁。怎么能凭着骨头架子猜出年龄呢？在那里，不是人在走来走去，而是骷髅……很快她就病倒了，不能起身，不能去干活。我请求她……第一天我甚至把她搀扶到了门前，她扶着门，不能再往前走。她躺了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就来人把她用担架抬走了。集中营就一个出口——穿过烟囱……立刻就上了天…… 我会记一百年…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…… 深夜我和她聊天：“天使飞来找过你吗？”我想给她讲一讲我的天使。 “没有。妈妈来看过我。她永远穿着那件白上衣，我记得她这件绣着蓝色矢车菊的上衣。” 秋天……我活到了秋天。这是怎样的奇迹？我不知道……早晨，我们被驱赶着到田里干活。我们收胡萝卜，砍卷心菜——我喜欢干这种活儿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到过田野了，好久没看到过绿色了。在集中营里，因为黑烟，看不到天空，也看不到土地。烟囱高高地耸立，黑乎乎的，白天黑夜地往外冒出浓烟……在田野里，我看到了一朵黄色的小花……我已经忘记花朵怎么成长了。我抚摸了一下这朵小花……别的女人也都抚摸了一下它。我们知道，从我们的焚化炉里往这里运送来骨灰，每个人都有死去的亲人。有的人是姐妹，有的人是妈妈……对我来说，是我的玛什卡…… 假如我知道，我能活下来，我该问一下她妈妈的地址。但是我没有想到…… 经历了千百次死亡，我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不知道……是我的天使拯救了我，他说服了我。他现在还会出现，他喜欢这样的夜晚，月亮明晃晃地照耀着窗子。白花花的光芒…… 您和我聊天不害怕吗？听我说话…… 哎哟哟…… “挖掘一下这里吧……” 瓦洛佳·巴尔苏克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白俄罗斯共和国“斯巴达克”体育委员会主席。 全家人立刻就参加了游击队…… 我们全家人是指：爸爸、妈妈、我和哥哥。给哥哥发了步枪，我非常羡慕，他教我练习射击。 有一次，哥哥去执行任务没有回来……妈妈很长时间都不想相信他会牺牲。转达到游击队的消息称，有一支游击小队被德国鬼子包围了，他们为了不让敌人抓住当俘虏，拉响了反坦克地雷。可是妈妈猜测，那其中就有我们的亚历山大。他没有被派遣到这个游击小队，但他可能遇到过他们。她去找连队指导员，她说： “我觉得，牺牲的队员里面有我的儿子。请允许我去那里看看。” 给她派了几名战士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这就是一颗母亲的心！士兵们开始在一个角落里挖掘，而妈妈指着另一个地方说：“请你们挖掘一下这里吧……” 战士们开始挖掘那里，一下就找到了哥哥，他已经难以辨认了，全身漆黑。妈妈根据他阑尾炎的缝合处和口袋里的梳子认出了他。 我永远都能回忆起妈妈…… 我记得，我第一次抽烟的事儿。她看到了，叫父亲：“你看看，我们的沃夫卡29在干什么！” “干什么呢？” “他在抽烟。” 父亲走近我，看了看说：“让他抽吧。战争结束后我们再说。” 在整个战争期间，我们都在回忆，战争之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。大家住在一起，几家亲属共同居住在一所大房子里。大家生活得和睦而愉快。列娜姨妈在发工资的日子会买回来许多甜点心和奶酪，招呼来所有的孩子，让他们分享美食。她牺牲了，还有她的丈夫和儿子。我所有的叔叔舅舅都牺牲了…… 战争结束了……我记得，我和妈妈走在街上，她提着土豆，这是在她工作的工厂里分给她的一点土豆。一个德国战俘从建筑废墟里朝我们走过来，他说：“女士，请给我个土豆吃吧……” 妈妈说：“不给你。说不定，就是你打死了我儿子？！” 德国人慌了神，吓得一声不吭。妈妈走开了……后来，她又返回身，掏出几个土豆，给了他：“给，吃吧……” 现在轮到我吃惊了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 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几次踩在冻僵的德国鬼子尸体上滑雪呢，城市郊外好长时间还能找到他们的尸体。我们就像滑雪橇一样，踩着他们的尸体……用脚踢这些死人，在他们身上跳来跳去。我们一直都在憎恨他们。 妈妈教育了我……这是战争后她给我上的爱的第一课…… “人们把爷爷埋在了窗户下面……” 瓦丽娅·维尔科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织布工。 我记得那个冬天，寒冷的冬天。在那个冬天，我们的爷爷被打死了。 他是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被打死的，在大门口。 我们把他埋在了自己家的窗户下…… 他们不让把他埋葬到墓地，因为他打了一个德国人。伪警察们站在篱笆门口，不放人们到我家来，既不让亲属进来，也不许邻居进来。妈妈和奶奶两个人用不知什么箱子做了口棺材。她们自己给爷爷清洗干净，尽管亲人给死者擦洗身子是忌讳的。这种事应该由旁人来做。我们的风俗就是这样的。在家里我记得听说过这样的话……她们抬起棺材，到了大门口……伪警察喊叫起来：“转回去！要不然开枪打死你们！像埋狗一样，把他埋在自己家院子里。” 就这样三天……她们抬到大门口，又回来，被他们赶回来…… 第三天，奶奶就在窗户下开始挖坑……外面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，奶奶一辈子都记得，那天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。在这样严寒的天气下葬非常困难。那个时候，也许，我是七岁，也可能是八岁，我帮着她。妈妈哭着把我从坑里拉了上来。 在那里……在那个地方，埋葬爷爷的地方，长起来一棵苹果树，代替十字架立在那里。现在它已经是一棵老大的苹果树了…… “他们还用铁锹拍打了一阵，好让它看起来漂亮一些。” 列昂尼德·沙基诺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画家。 敌人是怎样开枪打我们的啊…… 敌人把我们驱赶到队长家的房子前……整个村子的人……天气温暖，草也晒得暖和。有人站着，有人坐着。女人们蒙着白色的头巾，孩子们光着脚丫。把我们赶到的这个地方，经常搞一些节日的庆祝活动。大家唱歌，举行收割仪式，收割完庄稼的庆祝仪式。也是这样——有的人坐着，有的人站着。在这里还举行群众集会。 现在……没有一个人哭泣……没有一个人说话……当时，这种情形让我很惊讶。我从书里读到过，人们痛哭，叫喊，在临近死亡之前——我不记得人们掉过一滴泪，甚至一点点泪星儿……如今，当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开始思考：也许，在那一刻我聋了，什么也没有听到？为什么没有人哭泣流泪呢？ 孩子们单独围拢成一群，尽管谁也没有把我们同成年人分离开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的母亲都没有把我们拉到自己身边。为什么？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。以前我们男孩通常很少和小女孩交朋友，都这样以为——对她们只能是揍一顿，或揪揪她们的小辫子。而此时，我们却都紧紧挤在了一起。您知道吗，甚至家里养的狗都一声也不叫唤。 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竖起了一挺机关枪，在它旁边坐着两个党卫军士兵，他们平静地不知交谈着什么，开着玩笑，甚至还笑了。 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些细节…… 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。一名翻译官把他的话翻译出来：“军官先生命令大家说出与游击队保持联系的人员名字。你们要是不说，就全部枪毙。” 人们像从前那样，还是那样继续坐着或站着。 “给你们三分钟时间——不说就打死你们。”翻译官说，举起三根手指头。 现在，我一直在盯着他的手。 “还有两分钟——不说就打死你们……” 我们大家挤得更紧了，有人说了些什么，不是用语言，而是用手势、眼神。比如我，清楚地感觉到，他们会打死我们，我们再也活不了了。 “最后一分钟，你们就要完蛋了……” 我看见，一个士兵拉开枪栓，装好子弹夹，端起了机枪。离有的人两米，离有的人十米……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，共有十四个人。发给了他们铁锹，命令他们挖坑。把我们赶得近了些，看着他们挖坑……他们挖掘得很快，很快。尘土飞扬。我记得，坑很大，很深，有一个大人的身高那么深。就在房子前，地基下，人们挖了几个这样的大坑。 他们每次开枪打死三个人。让站在大坑边——直接开枪。其他的人就这样看着……我不记得，是父母和孩子们告别，还是孩子们和父母告别。一位母亲掀起裙子下摆，蒙上了女儿的眼睛。但是，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没有哭泣…… 杀死了十四个人。人们开始埋坑。而我们又站着，看着，他们怎么填土，怎么用皮靴上去踩踏。他们还用铁锹在土堆上拍打了一会儿，好让它们漂亮一些，整齐一些。您知道吗，他们甚至把边角也切割好，清理干净了。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就像是刚刚在田间劳动了一样。一只小狗跑到了他的跟前……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，是谁家的小狗。他抚摸着它…… 过了二十天，才允许人们挖出死者，弄回家安葬。只是到了这时候，女人们才叫喊起来，整个村子都在哭诉，哭悼死去的人。 有许多次，我拿起画笔。我想画下这些……可是，画出的却是一些别的东西：村庄、花草…… “我给自己买了条带蝴蝶结的连衣裙……” 波利娅·帕什凯维奇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裁缝。 当年我四岁……我从来都没想到过战争…… 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：巨大的黑色森林，战争会发生在里面。战争是某种可怕的东西。为什么要在森林里呢？因为在童话里，最可怕的故事都是在森林里发生的。 从我们的别雷尼奇开过了很多大部队，当时我不明白，这是在撤退。他们把我们给抛弃了。我记得，家里来了许多军人，他们把我抱在怀里，都很喜欢我，想给我点东西吃，可他们什么也没有。早晨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家里的窗台上是他们留下来的许多子弹。扯断的红色丝带、奖章，我拿了这些东西玩耍……我不知道，这是些什么玩具…… 这些事是后来姨妈告诉我的……当德国人进入我们的城市，他们手里有共产党员的名单。在这个黑名单上有我们的父亲和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师。他们有个儿子，我和他是好朋友，我们都叫他“小玩偶”。而他，名字大概叫伊戈尔，我现在想起来了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残留下来的，不是名字，而是绰号——小玩偶。 敌人把我们的爸爸押走了……就在我的眼前……妈妈在街上被开枪打死了。她倒在地上，大衣扣子开了，被染成了红色，妈妈周围的雪也都变成了红色…… 后来，很长时间我们都被看守在一间不知干什么用的破板棚子里。我们觉得非常害怕，我们又是哭，又是喊叫。我还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——一个两岁半，一个一岁，而我当时四岁，我是最大的。我们尽管年纪很小，但已经熟悉了炮弹射击。我们知道这不是飞机扔下的炸弹，而是大炮射出的炮弹。听声音我们就能辨认出来——是我们的或者不是我们的飞机在飞，离我们是远还是近投下的炸弹。我们很害怕，非常害怕，当把头藏起来，就不那么害怕了，最主要的是——别看见。 接下来，我们坐在雪橇上，不知去哪里，我们姐弟三个，在一个村子里一群女人把我们分开带走了——有的带这个，有的领那个。弟弟很长时间没有人想领走，他哭着说：“谁要我啊？”我和妹妹吓坏了，大家把我们分开了，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一起。 有一次，一条德国狼狗差点把我吃掉。我当时坐在窗边，街上过来几个德国人，他们牵着两条大狼狗。其中一条扑向窗子，撞碎了玻璃。大人急忙把我从窗台上抱了下来，但我还是被吓着了，从那天开始说话就结结巴巴，甚至到现在我都怕大狗。 …… 战争结束后，我们被送到了保育院，它就离公路不远。德国的战俘有很多，他们白天黑夜地走过这条公路。我们向他们投土块、石头。押送人员驱赶我们，骂我们。 在保育院里，大家都在等候着父母，等他们来把我们接回家。出现一个陌生男人或陌生女人，所有的孩子都会跑过去，喊叫着：“我的爸爸……我的妈妈……” “不是，这是我的爸爸！” “不对，这是来接我的！” 我们非常羡慕被父母接走的孩子。他们不让别人靠近自己的妈妈和爸爸：“不要碰，这是我的妈妈。”或是说：“不要碰，这是我的爸爸。”他们片刻都不放父母离开自己，害怕会被谁抢走，或者是因为担心：万一他们又不知到哪里去了呢。 我们一起上学——保育院的孩子和普通的孩子。那时，人们生活得都很艰苦，但是从家里来上学的孩子，在他们的粗麻布书包里，不是有一块面包，就是有一个土豆，而我们——什么也没有。我们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，因为都还小，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当我们渐渐长大，我们都很苦恼。在十二三岁，都想要一件漂亮的连衣裙、一双漂亮的便鞋，可我们所有人都穿的是皮鞋。男孩子这样，女孩子也这样。我们想吃糖果，而糖果只有在新年的时候才会有——冰糖。老师给了我们很多黑面包，我们吮吸着，就像吃糖一样，我们觉得是那么好吃。 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其他人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，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她，把她奉若神明。她不到学校里来，我们的课就不开始。我们坐在窗户边，等着她：“她来了！来了……”她走进教室，每天都想摸一下她，每天都想：“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妈妈多好……” 我曾经幻想：等我长大了，上了班，我就给自己买许多连衣裙——红色的、绿色的、带花点的、扎蝴蝶结的。扎蝴蝶结的——是必需的！在七年级的时候人们问：“你想向谁学习？”而我早就想好了——向裁缝学习。 我要给自己缝制连衣裙…… “他怎么会死呢，今天没开枪啊？” 爱德华·沃罗什洛夫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。 我只对妈妈讲战争的事……自己的妈妈……只对自己最亲近的人…… 当时，游击队还驻扎在我们村子里，有一位老头死了，正好我住在他家。埋葬他的时候，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走过来问：“为什么老爷爷躺在桌子上？” 人们回答他：“老爷爷死了……” 小男孩显得很惊讶：“他怎么会死呢，今天并没有开枪啊？” 小男孩只有七岁，可是他已经听了两年的枪声。人们都是在开枪的时候被打死的。 我记住了这些…… 我的讲述是从游击队开始的，可我当时并不是很快就遇上他们的。那是到了战争第二年的年底。我没有讲，我和妈妈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星期前，怎么坐车到了明斯克，她把我怎么送到了明斯克郊外，来参加少先队员夏令营…… 在夏令营我们唱歌：《如果明天就是战争》《三个坦克手》《跨过平原，越过山冈》。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最后一首。他经常哼唱……当时刚刚上映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，我很喜欢电影中的插曲《愉快的风儿，请为我们歌唱》。我经常伴随着它的歌声起床去做早操。 那天早晨没有做操，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……我抬眼看见，从飞机上分离出许多黑点，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炸弹。少先队夏令营旁边就是铁路，我沿着铁路去明斯克。原因很简单：离妈妈现在工作的医学院不远，就是火车站，如果我沿着铁轨走，就会找到妈妈。我叫上一个小男孩跟我一起上路，他家离火车站不远，他比我要小很多，哭得很厉害，走得也很慢，而我喜欢徒步，我和父亲曾经转过列宁格勒所有的城堡。当然，我冲他发火了……但是我们总算到达了明斯克火车站，到了西大桥，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大轰炸，我和他走散了。 妈妈没在医学院里，妈妈的同事戈鲁博教授住得不远，我找到了他的家。但是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空荡荡的……许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：敌机刚刚开始轰炸城市的时候，妈妈就搭坐上了一辆顺道车，沿着去拉托姆卡的公路接我。她到了那里，看见的是被炸毁的夏令营营地…… 人们都离开了城市，四散奔逃。我觉得，到列宁格勒要比到莫斯科远，我的爸爸在列宁格勒，可他去了前线，我的姑妈住在莫斯科，他们哪里也不会去的。他们不会离开的，因为他们住在莫斯科……住在我们的首都……沿途我跟上了一位领着小女孩的妇女。这是位陌生的女士，但她明白，我是一个人，什么也没有，饿着肚子。她就叫我过去：“到我们这儿来吧，我们一起走。” 我记得，当时平生第一次吃洋葱腌猪油30。起初我皱着眉头，后来还是吃了下去。如果轰炸开始，我总是注意观察：这位女士和自己的小姑娘在哪里？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就躲藏到一条沟里，躺下休息。对我们的轰炸一刻都没有停止。女士回头望了一眼，大叫一声……我也起身，向着她看的那个方向张望，我看见，一架飞机贴着地面俯冲下来，伴随着马达声，它的机翼下面喷出一条火舌。这条火舌扫过的道路上腾起一片尘土。我条件反射般地栽到了沟底。机枪从我们的头顶上扫射过去，飞机飞向了远处。我抬起头，看见这位女士躺在沟沿上，满脸血迹斑斑。当时可把我吓坏了，我从沟里跳起来，撒腿就跑。从那时起，甚至现在，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折磨着我：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呢？我再也没有见过她…… 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……街道上的大树下躺着一些德国伤员。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人…… 村里人都被从家里驱赶了出来，被迫去打水，德国卫生员用大桶架在篝火上烧开水。早晨，他们把伤员抬上汽车，每辆车都让坐上一两个小孩。德国人发给我们水壶，告诉我们，需要给他们帮忙：给哪一个伤员弄湿毛巾，放到头上，给哪一个伤员湿润一下嘴唇。有一个伤员请求我：“瓦谢尔……瓦谢尔31……”我把水壶放到他的嘴唇边，全身都在哆嗦。到现在都说不清当时的那种感受。厌恶？不是。仇恨？也不是。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。其中也夹杂着怜悯……人类的仇恨也有一个形成过程，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。学校里教育我们要善良，要友爱。我的话题又跑远了……当第一个德国人揍我的时候，我感到的不是疼痛，体验的是另一种感觉。他怎么打我呢，他有什么权利打我？这让我非常震惊。 我又返回了明斯克…… 我和基姆交上了朋友。我和他是在街上相识的。我问他：“你和谁住在一起？” “没人。” 我了解到，他也是和家人失散了，就建议道：“那我们一起生活吧。” “好吧。”他很高兴，因为他没有地方住。 而我住在戈鲁博教授丢下的住宅里。 有一次，我和基姆看见，街上走着一个比我们大些的小伙子，手里提着擦鞋的托架。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：需要什么样的箱子，怎么制作鞋油。为了制作鞋油，需要搞到烟炱，而这种东西在市里到处都是，把它收集起来，和随便什么油脂搅和一下。一句话，做成某种散发着怪味的混合物，但必须是黑色的。如果把它均匀地涂抹到皮鞋上，它还会发光呢。 有一次，一个德国人走到我跟前，把一只脚放到了箱子上，他的皮靴非常脏，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很长时间了，干透了。我们原先早已领教过这样的皮鞋，为了先清理掉这些泥巴，我还专门配备了一把刮刀，然后，再往上面刷鞋油。我拿起刮刀，刚清理了两下，就让他很不高兴。他抬腿就踢箱子，又朝我脸上踹了一脚…… 我长这么大，从来还没有人打过我。孩子之间打架不算数，在列宁格勒的学校里那是常有的事。但在这之前，成年人没有打过我一次。 基姆看着我的脸，叫喊着：“你别那样看着他！不要啊！他会打死你的……” 那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在街头碰见了大衣上、西服上缝着黄布条的人。我们听说了隔离区……大家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……基姆是犹太孩子，但是剃光了头，我们都说他是鞑靼人。当他的头发长起来，卷曲的黑发，谁还相信他是鞑靼人啊？我为朋友担心，半夜醒来，看着他浓密的头发，我无法入睡：应该想个办法，别让他们把基姆抓到隔离区里去。 我们找了把理发推子，我又给他推成了光头。天气已经冷了，在冬天没法擦鞋。我们又有了新的计划。德国军队指挥部在市里开办了一家宾馆，接待到达的军官们。他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背包、大箱子，而到宾馆的距离不近。我们不知怎么奇迹般地搞到了一辆大雪橇，守候在火车站。火车到站，我们把两三个人的行李搬到雪橇上，拉着它，穿过整个城市。给我们服务的报酬有时是面包，有时是香烟。拿香烟到集市上，可以换到一切，随便什么食物。 基姆被抓走的那一天，深夜的火车晚点了，迟到了很长时间。我们都快冻僵了，但又不能离开火车站，已经实行宵禁了。我们从火车站大楼里被赶了出来，在外面等候。终于火车到站了，我们往雪橇上装满行李，就拉着上路了。我们使劲拉着，皮带勒得生疼，他们还驱赶着我们：“使奶力！使奶力！32”我们不能走快，他们就开始揍我们。 我们把东西搬进宾馆，等着和他们结账。一个家伙命令我们：“滚蛋！”——推了基姆一把，基姆的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。他们立刻叫喊起来：“犹太！”上前抓住了他…… 过了几天，我才知道，基姆被关进了隔离区。我走到那里……整天围着隔离区转悠……有几次透过铁丝网看到了他。我给他带去面包、土豆、胡萝卜。等岗哨转过身去，走到角落，我就飞快地把土豆扔进去。基姆就走上前，捡起来…… 我住的地方距隔离区有几公里远，但是每天深夜都会从那里传来叫喊声，那种声音整个城市都能听到，我醒了就想：基姆是不是还活着呢？我怎么才能把他救出来呢？在又一次大清洗过后，我到了约定好的地方，人们暗示我：基姆没了！ 我很伤心……但还是抱着希望…… 一天早晨，有人敲门。我跳起来……第一个念头就是：基姆！不，这不是他。叫醒我的是住在下面一层的一个小男孩，他说：“请你陪我到街上去好吗？那里躺着许多死人，帮我找找我的父亲吧。”我和他走出家门，宵禁的时间已经结束，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一场小雪染白了街道，覆盖了薄薄的一层，每隔十五或二十米，就躺着一些被枪杀的我们的军人。半夜他们被押解着穿过城市，那些落在后面的，敌人就冲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射击。所有人都是脸朝下趴在地上。 小男孩没有力气翻转死人，他害怕看到里面有他的父亲。当时我就捕捉到了自己的一个念头，为什么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恐惧呢？我早已习惯了它。我把那些死人翻转过来，小男孩就查看每张面孔。就这样，我们穿过了整条街道…… 从那时起……我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了……甚至可能是最应该落泪的时候，也没有。我不会哭了。整个战争期间我就哭了一次。那是当我们的游击队护士娜塔莎牺牲的时候……她喜欢诗歌，我也喜欢诗歌；她喜欢玫瑰，我也喜欢玫瑰，夏天我给她采了一大束野蔷薇。 有一次，她问我：“战争前你上到了几年级？” “四年级……” “等战争结束了，你要上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吗？” 在战争前，我非常喜欢父亲的军装，我也梦想佩戴着武器。但是我回答她，不，我不去军校。 死去的她躺在病房旁边的松枝上，我就坐在她的身边，哭泣。这是我看到死人后，第一次哭。 ……我和妈妈重逢了……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她只是看着我，甚至没有抚摸我，她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是你吗？难道这是你？” 过了许多天，我们才能够互相讲述战争期间的遭遇…… “因为我们——是小女孩，而他——是小男孩……” 丽玛·波兹尼亚科娃（卡明斯卡娅）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当时我正在幼儿园里……玩着布娃娃…… 有人叫我：“爸爸来接你了。战争爆发了！”可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想玩，我哭了起来。 战争——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，它会杀死我？是不是，会把爸爸打死？当时还听到一个陌生的词——难民。妈妈给我们的脖子上拴了一只小袋子，里面装着我们的出生证和写有家庭地址的小纸条。如果被打死了，好让陌生人知道，我们是什么人。 我们走了很久很久。我们把爸爸弄丢了。我们都吓坏了。妈妈说，敌人把爸爸抓进了集中营，我们要去那里找爸爸。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收拾东西，准备吃的，这算什么食物啊？烧焦的苹果。我们的房子着火了，园子也烧了，挂在树上的苹果都被烧焦了，我们把它们摘下来吃。 集中营坐落在德罗兹达，在共青湖附近。现在已经属于明斯克了，而当时还是个村子。我记得黑色的铁丝网，人们也是全身黑色，所有人的面孔都相似。我们没有认出父亲，他认出了我们。他想抚摸一下我，可我不知为什么害怕地跑到了铁丝网边，扯着妈妈要回家。 什么时候爸爸回的家，怎么回的家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，他在磨坊上班，妈妈让我们去给他送午饭——我和小妹妹，托玛。托玛契卡长得个头很小，我比她高一些，已经戴着小乳罩了，在战争前有过那种儿童戴的胸罩。妈妈给我们一个装了食物的包袱，往我的乳罩里放上纸条。纸条很小，是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是她写的字。妈妈把我们领到大门口，哭着，教给我们：“除了爸爸，不要靠近任何人。”然后，她站在那里，等着我们回来，直到看见我们好端端地返回为止。 我不记得恐惧……既然妈妈说，该去了，我们就去了。妈妈说了——这是最主要的。恐惧才不听妈妈的话呢，不按她的要求去做。我们的妈妈非常可爱。我们甚至不能想象，怎么可以不听她的话呢。 天气很冷，我们都爬到炕炉上，我们有一件大皮袄，我们都钻到皮袄下面。为了烧热炉子，我们甚至跑到车站去偷煤。我们跪着爬行，为了不让站岗的人看到，在地上爬，手指甲都要用力。弄回一小桶煤，而我们自己，都变得像掏烟囱的人，膝盖、手掌、鼻子和额头，都是黑乎乎的。 晚上大家都躺在一起，谁也不想一个人睡。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：我、两个妹妹，还有四岁的鲍里斯——妈妈认的干儿子。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，鲍里斯是女地下工作者列丽·列文斯卡娅的儿子，她是妈妈的女朋友。当时妈妈跟我们说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经常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他非常害怕，他没有吃的。她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，喜欢他。我明白，这可不是简单的事，孩子们可能不会喜欢他。妈妈做得很聪明，不是她亲自领回的鲍里斯，而是派我们去把他领了回来：“你们去吧，把这个小男孩领回家来，和他好好相处。”我们就去了，把他领了回来。 鲍里斯有很多美丽的图画书，他把这些书也都带来了，我们帮他拿着。我们坐在炕炉上，他给我们讲故事。就这样，他让我们喜欢上了他，比亲兄弟还亲，因为他知道许多故事。我们在院子里对所有人说：“你们不要欺负他。” 我们都皮肤白皙，而鲍里斯的肤色黝黑。他的妈妈长着又粗又黑的发辫，她有一次来过我们家，送给了我一面小镜子。我把小镜子藏起来，我决定每天早晨起来都照照镜子，我也会长那么一条大辫子的。 我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孩子们大声叫喊着：“谁家的鲍里斯？” “我们家的。” “可为什么你们长得那么白，他长得那么黑啊？” “因为我们是小女孩，他是小男孩啊。”这是妈妈教给我们这样回答的。 实际上，鲍里斯就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，因为他的妈妈被杀害了，爸爸也被杀害了，有人想把他送到种族隔离区去。我们已经从哪里听说了这个消息。我们的妈妈很害怕，希望他不被辨认出来，不被带走。我们去哪里，都会叫我们的妈妈为妈妈，而鲍里斯却叫阿姨。妈妈请求他说：“请叫我——妈妈。”给他一块面包。 他拿着面包，走到一边。说：“阿姨，谢谢。” 他脸上的泪水流啊，流啊…… “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，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……” 瓦夏·西卡廖夫-克尼亚泽夫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体育教练。 这是一个黎明…… 射击开始了，父亲从床上跳起来，跑到门口，刚打开门，就喊叫了一声。我们以为他是被吓坏了，可他倒在了地上，一枚爆炸的子弹击中了他。 妈妈抓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披上，没有点亮灯，因为射击还在持续。父亲在呻吟，翻转着身子。从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，照在他的脸上…… “躺到地板上。”妈妈说。 突然，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我们呼喊着跑到她身边，我被父亲的鲜血滑了一跤，摔倒在地。我闻到了鲜血的气息，还有某种浓重的味道——父亲的肠子被打断了…… 我记得一口长长的棺材，可父亲的个头并不高大。“为什么给他用这么大的棺材？”我心想。后来我想通了，父亲的伤势太重了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不那么疼痛了。我也是这样跟邻居的小男孩解释的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也是一个清晨，德国人闯进我的家，抓住了我和妈妈。让我们站在工厂前的广场上，我们的父亲战前在这个工厂里上班（位于维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罗夫卡村）。站在这里的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家庭，孩子比成年人还要多。从妈妈那里得知，这是一大家子：五个兄弟、五个姐妹，他们都去参加了游击队。 他们开始打妈妈，整个村子的人都看着，他们在打妈妈，包括我们这些孩子。有一个女人一直往下按着我的脑袋：“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”而我挣脱开她的手，我看着…… 村庄后面有一片长着树木的小山岗，他们留下孩子，把大人们带到了那里。我依偎着妈妈，而她推搡着我，叫喊：“永别了，孩子们！”我记得，当妈妈飞落进土沟时，微风吹起了她的裙子…… 我们的军队来了，我看见了佩戴着肩章的军官。这让我非常喜欢，我用桦树皮也给自己做了一对肩章，用煤炭画上横道。我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，上衣是姨妈给我缝制的，我穿着一双树皮鞋——就这样去了，向伊万金大尉报告（我是从姨妈那里知道了他的姓氏），说自己叫瓦夏·西卡廖夫，想和你们一起去打德国鬼子。他们先是开玩笑，笑了一会儿，然后问姨妈我的父母在哪里。得知我是一名孤儿后，士兵们连夜为我用帐篷布缝制了一双皮靴，改短了一件军大衣，塞给了我一顶帽子、半个肩章。有人还给我鼓捣了一条军官才有的武装带。就这样，我成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队的孩子。指定我的任务是通信员。我非常卖力气，但我既不会写字，也不会读。我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，叔叔对我说：“去铁路大桥那儿，数一数，那里有多少德国人。”我怎么数呢？他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把麦粒，我数一个敌人，就把一个麦粒从右边的口袋放到左边的口袋里。叔叔然后就数这些麦粒。 “战争是战争，可你应该学会读写。”党支书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。 战士们搜罗来一些纸，他亲自为我做了一个练习本，在上面写了乘法表和字母表，我学习，回答他的问题。他弄来一个装弹药的空箱子，翻过来，说：“写吧。” 在德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的已经有三个小孩了——瓦洛佳·波奇瓦德洛夫、维佳·巴利诺夫和我。瓦洛佳十四岁，维佳七岁，我当时是九岁。我们非常友好，就像亲兄弟一般，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孤儿。 但是，有一次我看见，维佳·巴利诺夫和德国的小男孩们在一起玩“打仗”的游戏，还把自己的一个带五角星的船形帽给了其中一个小孩，我立刻冲他喊叫了起来，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！永远也不会是我的兄弟了！我掏出自己的战利品手枪，命令他跟着我回了部队驻地。在那里，我亲自把他关进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贮藏间做禁闭室。他是列兵，我是下士，于是，我觉得自己按军衔比他高一些。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伊万金大尉。他叫我过去：“列兵维佳·巴利诺夫在哪儿？” “列兵巴利诺夫关在禁闭室。”我报告说。 大尉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，你们全都是好孩子，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过错，俄罗斯和德国的孩子，战争快结束了，要相互友好相待。 战争结束了，上级给我颁发了三个奖章：一枚是奖励抓捕盖世太保的，一枚是奖励攻克柏林的，第三枚是战胜德国的。我们的部队返回了日特科维奇，我们在这里扫除田野里的地雷。我偶然知道，我的哥哥还活着，住在维列依卡。在去苏沃洛夫军校途中我跑到了维列依卡。在那里找到了哥哥，姐姐很快也赶来与我们团聚，我们又有了一个家。在某个顶层阁楼上我们安置下来。当时食品短缺，等我穿上军服，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勋章后，我到了市执委会。我走进去。找到门牌上写着“主席”的门，我敲了门，走进去，像样地行了个军礼：“少士西卡廖夫前来申请国民保障事宜。” 主席微笑着，起身迎接我。 “你住在哪里？”他问道。 我说：“住在阁楼上。”我给了他地址。 傍晚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口袋卷心菜，又过了一天——送来了一口袋土豆。 有一天，主席在街头遇见了我，给了我个地址：“晚上来吧，有人在那里等着你。” 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，这是主席的妻子。她名叫尼娜·马克西莫夫娜，主席名叫阿列克谢·米哈依洛维奇。他们请我吃饭，我还洗了澡。我个头已经长了，军服显得小了，他们还给了我两件衬衫。 我开始去他家做客，起初去得很少，然后是经常去，最后是每天去。警卫看见我，问： “小伙子，这是戴的谁的勋章？你的父亲呢？” “我没父亲了……” 看来必须得随身带证件了。 有一次，阿列克谢·米哈依洛维奇问我：“你想做我们的儿子吗？” 我回答：“想啊，太想了。” 他们就认了我做儿子，给了我个姓氏——克尼亚泽夫。 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叫出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。尼娜·马克西莫夫娜立刻喜欢上了我，很疼爱我。如果弄到什么甜食，就专门为我留着。她想抚慰我，爱抚我。可我不太喜欢吃甜食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得很贫穷，已经习惯了军队里对战士的所有规定。我不是一个喜欢受爱抚的人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爱抚了，都是住在男人堆里。我甚至连句温柔爱抚的话语也不知道。有一次深夜醒来，我听到尼娜·马克西莫夫娜在栅栏后哭泣。显然，她很早就在那里哭泣了，但是我没有看见，也没有听见。她哭泣，抱怨：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亲生的，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……自己的血统……他不像个孩子，他不懂得爱抚。我悄悄走到她跟前，搂住了她的脖子：“不要哭泣，妈妈。”她停止了哭泣，我看到她闪着泪光的眼睛。第一次我叫了她“妈妈”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开始称呼“爸爸”。只有一件事保留了一辈子，我称呼他们为“您”。 他们没有让我长成一个恋家的懒散男孩，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们。我清楚自己的职责：我收拾房间，拍打擦脚的垫子，从板棚里抱木柴，放学后点着炉子。没有他们，我就不会受到高等教育。这是他们劝导我的，应该学习，战争结束后应该好好学习，要好好学习。 还在军队的时候，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日特科维奇，指挥官就命令瓦洛佳·波奇瓦德洛夫、维佳·巴利诺夫和我一起学习。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。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武器，我们谁也不服。我们不想服从国民教师的命令：他怎么能命令我们呢，他又不穿军装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有指挥官才是权威。老师走进来，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起立，可是我们还坐着不动。 “为什么你们坐着不动？” “我们不会回答您的问题，我们只服从指挥官的命令。” 大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们让所有学生站成一排，进行队列练习，教给他们唱军歌。 校长找到了部队，向政委汇报我们的操行。我们被关进了禁闭室，受到降职处分。瓦洛佳·波奇瓦德洛夫曾经是上士——现在是中士，我是中士，成了下士，维佳·巴利诺夫是下士，成了上等兵。指挥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长谈，开导我们，要好好学习。我们想练习射击，可他对我们说，你们应该上学。 但是，我们仍然佩戴着勋章去上学。我保留下来一张照片：我佩戴着勋章坐在课桌边，为我们的《少先队员报》画插图。 当我从学校里带回一个“五分”，从门口就喊叫：“妈妈，五分！” 我已经很轻易就能叫出“妈妈”来了…… “我们甚至都忘了这个词……” 阿妮娅·古列维奇，两岁。 现在是一名无线电设计师。 不知道是我自己记得，还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…… 我们走在路上，我们走得很艰难，妈妈生病了，我和姐姐年龄还小：姐姐三岁，我两岁。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啊？ 妈妈写了个纸条：姓氏、名字、出生日期，放到了我的小口袋中，对我说：“去吧。”她指给我一所房子。孩子们正在那里跑来跑去……她希望我能够转移到后方，和保育院一起撤退，她害怕我们大家都死掉。她想拯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应该一个人走：如果妈妈带我去保育院，人们会把我们两个人都一起赶出来。他们只收养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，而我有妈妈。我的命运取决于我不要回头看，否则就不能离开妈妈，就像所有的孩子，搂着妈妈的脖子，哭得涕泗横流，谁也没有逼迫我留在保育院里。这都是我的命啊…… 妈妈说：“你走过去，打开那扇门。”我于是就这样做了。但是这所保育院没有来得及撤离…… 我记得一个大厅……自己的小床靠着墙壁，那里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小床。我们自己把它们收拾得很整齐，非常认真。枕头应该总是放在一个地方。如果放得不是那样，女教导员会骂的，特别是当那些穿着黑色西服的叔叔们来看的时候。是警察还是德国人，我不知道，在记忆中——他们穿着黑色的西服。打没打过我们，我记不得了，只是心里一直有一种恐惧，就是害怕他们因为什么事会打死我。我也想不起我们玩过什么游戏……给过我们什么喜欢的东西……我们运动量很大——打扫卫生，清洗，但这是干活。在记忆中没有儿童的欢乐，欢笑……撒娇……都没有。 从来没有人爱抚过我们，但我没有因想念妈妈哭过。和我在一起的小朋友们，谁都没有妈妈。我们甚至都想不起这个词，我们都忘了。 我们的伙食是这样的：一整天给我们的是一碗粥和一块面包。我不喜欢喝粥，把自己那一份给了一个小姑娘，而她把自己的那块面包给了我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。谁对这个都没有注意，大家都挺好，直到我们的交换被一位女教导员发现。她处罚我，让我跪在一个角落里。我一个人在那里跪了很长时间。在空荡荡的大厅里……甚至后来，每当我听到“粥”这个词，都立刻想哭。等我长大成人后，我都不能明白：究竟是从哪里，究竟是为什么这个词给我带来这种厌恶？我忘记了保育院…… 我已经十六岁了，不，也许，是十七岁……我遇到了自己保育院的一位女老师。一位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女人……我看着她，她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走到她跟前，甚至我都错过了自己的车站。我不认识这个女人，不记得她，但是我被她吸引过去了。终于忍不住，哭了起来，我很生自己的气：唉，我怎么会这样？看着她，就像欣赏一幅图画，我什么时候看到过她，但是忘记了，我想再看看。对她有某种亲近的感觉，甚至觉得她就像妈妈……想与妈妈接近，可她是谁呢——我不知道。就是这种恼怒和泪水——瞬间从我的身心里奔涌出来！我转过身，走向出口，站着，哭。 女人看到了这一切，走近我，说：“阿涅奇卡33，不要哭。” 我却因为这句话，泪水更加抑制不住。 “我不认识您。” “你最好看看我！” “真的，我不认识您。”我哭着说。 她把我带下汽车：“你好好看看我，一切你都会想起来的。我是斯捷帕尼达·伊万诺夫娜……” 而我呆呆地站着：“我不知道您啊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您。” “你记得保育院吗？” “什么保育院？您，大概把我和什么人搞混了。” “没有，你想想保育院……我是你的老师。” “我的爸爸牺牲了，我有妈妈。什么保育院？” 我甚至忘记了保育院，因为我已经和妈妈一起生活了。这位女士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可泪水仍是溪流般流淌不断。于是，她说： “把我的电话给你吧……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过去，就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清清楚楚记得你。你是我们那里最小的……” 她走了，可我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当然，本来我应该追上她去，好好地询问一下，但我没有跑过去，没有追赶她。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？我是个羞怯的人，非常腼腆，对于我来说，人——都是陌生的，危险的，我不会和任何人交谈。一个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自言自语。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恐惧。 妈妈到了1946年才找到我……我当时八岁。她和姐姐被驱赶到了德国，在那里她们勉强幸存了下来。回国后，妈妈找遍了白俄罗斯的所有保育院，对找到我已经快要不抱任何希望了。而我就在不远的地方……明斯克。但是，我丢失了那张纸条，妈妈给我写的那张，他们给我登记的是另外一个姓名。妈妈在明斯克的保育院里查看了所有叫阿妮娅的小姑娘。她确定，我就是她的女儿，根据我的眼睛，还有高高的个头。有一周的时间，她都到这里来看我：她是不是阿涅奇卡呢？我的名字保留了原来的。当我看见妈妈，我的内心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我没有任何原因地哭了起来。不，这不是对某种熟悉的事物的回忆，是另外一种感受……周围的人都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你的妈妈。”在我面前打开了某个全新的世界——妈妈！一道神奇的大门敞开了……我对那些被称作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的人一无所知。我很害怕，而别的人都很高兴。大家都冲着我微笑。 妈妈招呼来了我们战争前的邻居：“请从里面找出我的阿涅奇卡。” 女邻居立刻就指出了我：“这就是你的阿涅奇卡！不用再怀疑了，领走吧，和你一样的眼睛，一样的脸庞……” 傍晚的时候，女保育员找到我说：“明天你就要被领回家了，你就要走啦。” 我感到非常害怕…… 早晨，他们给我洗了澡，穿上衣服，从所有人那里都感受到了温柔。我们爱发火的老保姆也在对我微笑。我明白，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天了，他们在和我道别。突然我哪里都不想去了。妈妈带来的衣服，都给我换上了：妈妈的皮鞋、妈妈的连衣裙，因为这些，我已经与自己保育院中的朋友们区别开来了……我站在他们中间——就像是陌生人。他们看着我，好像第一次看见我。 在家里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无线电广播。当时还没有收音机，在角落里挂着个黑色的盘子，从那里面发出声音。每分钟我都在盯着它，吃饭的时候，往那边看着，躺下睡觉的时候往那边看着。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们怎么挤到里面去的？谁也不能跟我解释，要知道我的性格很孤僻。在保育院，我和托玛奇卡交上了朋友，我喜欢她，她很活泼，经常微笑，而谁也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从来都不笑。我到了十五六岁才开始微笑。在学校里我隐藏起了笑容，为了不让人看到。要是微笑的话，我觉得害羞。我甚至不会和女孩子们交流，她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随便聊天，我却什么都不会说，呆坐着，一言不发。 妈妈从保育院把我接回家，过了两天，是星期日，我和她去市场。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警察，就歇斯底里地跑开，叫喊着：“妈妈，德国人！”——撒开腿就飞跑。 妈妈追赶着我，人们为我让路，而我全身颤抖地喊叫着：“德国人！” 这之后，我有两天没有到街上去。妈妈跟我解释，说那是警察，他保护我们，维护街上的秩序，却没办法说服我。无论如何都不行……德国人穿着黑色的大衣到过我们保育院……真的，当时他们抽了血，他们把我们分别带到单独的房间里，他们穿着白色大褂，但是白大褂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他们穿着军装…… 在家里，我对姐姐也不习惯。本来应该是亲热的姐妹，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她，她为什么就是我的姐姐呢。妈妈整天上班。早晨我们醒来，她已经不在家了，炉子上放着两个瓦罐，我们自己盛粥喝。一整天我都等着妈妈——就像等待非同寻常的事情，像是等待某种幸福的来临。可她回来得都很晚，我们都已经睡着了。 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个坏了的玩具娃娃，头是玩具娃娃的头。我很喜欢它。这是我的快乐，从早到晚都抱着它。这是我唯一的玩具。我幻想有一个球。我到院子里去，孩子们都有球，用专门的网袋装着，它们就是这样带着网袋卖的。我请求他们，给我玩一会儿。 十八岁的时候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球，用自己在钟表厂第一个月的工资，理想实现了。我把球带回家，带着网兜一起挂在格子柜上。我不好意思带着它到院子里去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坐在家里，看着它。 过了许多年，我打算去找斯捷帕尼达·伊万诺夫娜。一个人去犹豫不决，但是丈夫支持我：“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。你为什么不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呢？” “难道我不想？我是害怕……” 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，听到的回答是：“斯捷帕尼达·伊万诺夫娜·杰久里亚去世了……” 我不能原谅自己…… “你们都该去前线，却在这儿爱我妈妈……” 雅妮娅·切尔尼娜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师。 平常的一天……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没什么两样…… 但是，当我坐到有轨电车上，人们已经是议论纷纷了：“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”——可我什么都不明白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跑回家，看到自己的妈妈，她在和面，泪水雨点般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。我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她告诉我：“战争爆发了！轰炸了明斯克……”我们最近几天才从明斯克回到罗斯托夫，我们去姨妈家做客了。 9月1日，我们仍然去上学，到了9月10日学校就关闭了。罗斯托夫开始疏散居民。妈妈说，我们应该收拾东西，准备上路，我不同意：“为什么要疏散呢？”我到了共青团区委，请求他们尽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团。他们拒绝了我，因为吸收的团员需要满十四周岁，而我只有十二岁。我以为，如果加入了共青团，就能够参加一切活动，立刻就成了大人。我就能到前线去。我和妈妈坐上火车，我们随身带了一个皮箱，里面装着两个布娃娃：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我记得，当我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，妈妈甚至都没有反对。到后来这两个布娃娃救了我们，我一会儿再说…… 我们抵达了高加索车站，火车遇到了轰炸。人们都趴到了一个露天的站台上。往哪里去，搞不清楚。人们只知道：我们在离前线越来越远，离战场越来越远。下着雨，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蔽风雨。在巴库近郊的巴拉扎拉车站，火车喷吐着潮湿而浓黑的蒸气。人们都很饥饿。战前我们生活得就很清贫，非常清贫，我们家里没有一件好东西可以拿到市场，去交换或出售，妈妈随身的只有一本护照。我们坐在车站里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去哪里呢？一个士兵走过来，不是士兵，而是小兵，年龄很小，皮肤黝黑，肩膀上挎着背包，绑着小饭锅。看得出，他刚刚参军不久，他正要去前线。他在我们旁边站住，我靠紧了妈妈。他问：“女士，你去哪里？” 妈妈回答：“不知道，我们是撤离的难民。” 他说的是俄语，但地方口音很浓重：“不要担心我们，你们到村子里找我妈妈吧。我们全家都被征兵入伍了：我们的父亲、我、两个兄弟。就剩下她一个人在家。去帮帮她，你们可以一起生活。等我打仗回来，我就娶你的女儿。” 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，没有东西可以写下来，我们就记住了：叶夫拉赫车站，卡赫区，库姆村，穆萨耶夫·穆萨。这个地址我记了一辈子，虽然我们没有到那里去。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们，她住在一个胶合板子搭建的临时小房子里，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凳子。我们是这样睡觉的：我们的头冲着过道，把双腿伸到床底下。 我们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…… 我忘不了，有一个军人走到妈妈跟前，我们聊了会儿天，他说，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都死了，他要去前线。同志们喊叫他，招呼他上军用列车，可是他站着，舍不得离开我们。 “看得出，你们很穷，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军人证书留给你们吧，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。”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。 妈妈哭了起来。我却按自己的意思理解，冲着他喊叫：“正在打仗……您全家人都死了，您应该去前线，向法西斯分子复仇，可是您却在这里爱我的妈妈。您真不觉得害臊！”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，他们的眼里都流着泪，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妈妈可以和这样的坏人聊天：他不想去前线，他诉说自己的爱情，要知道爱情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有。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谈恋爱？要知道，他的话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证…… 我还想说说塔什干的事……塔什干——这是我的战场。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，妈妈在那里上班。它位于市中心，让人们住在工厂的俱乐部里。在前厅和观众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，而在舞台上，住的是——光棍儿们，人们称呼他们是光棍儿，实际上他们都是些工人，他们的家人都疏散走了。我和妈妈住的地方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。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，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，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。排半天的队，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，走四五个街区，我背不动这些土豆。不让小孩坐公交车，因为正在闹流感，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。正好是这些日子……太不像话了——不让我坐公共汽车。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，我的力气都用完了，倒在口袋上，大哭了起来。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——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。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。每一个街区……我不能丢掉土豆，这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就算是我死了，也不能扔掉土豆。妈妈下班回来，非常饥饿，脸色发青。 我们饿着肚子，妈妈甚至瘦得和我一样了。我心想，我也应该帮助下妈妈，不能把我抛开。可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，我决定卖掉我们唯一的一条绒布被子，用这些钱买些面包。可是禁止孩子们买卖，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儿童室。我坐在那里，等他们通知上班的妈妈。妈妈换班后来了，把我领回家，我因为羞耻而痛哭，还因为妈妈在挨饿，可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。妈妈得了支气管哮喘，深夜里咳嗽得厉害，喘不过气来。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面包渣儿，也会变得好受些。我总是在枕头底下为她藏起一块面包。我觉得，我已经睡着了，但是仍然记得，枕头底下还放着一块面包，我非常想吃掉它。 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去工厂里找活儿干。可我那么小，典型的营养不良症患者，他们不想要我。我站在那里，哭。有人觉得我可怜，就把我领到车间会计室：给工人们填写派工单，计算工资。我用打字机工作，它的样子就像现在的计算机。现在的计算机工作起来没有声音，而当时它简直像拖拉机，不知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还必须亮着电灯。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把我的脑袋烤得像火热的太阳，因为打字机的嗡嗡作响，一天下来，我耳朵都聋了。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：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应该是280卢布，可是我却算成了80卢布。他有六个孩子，在发工资之前，谁也没有发现我的错误。那天我听见，有人在走廊里跑动，叫喊：“我要杀了她！我要杀了她！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？” 人们跟我说：“快藏起来，大概，这是冲你来的。” 门打开了，我紧贴着打字机，没地方躲藏。冲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手里拎着一把沉家伙：“她在哪里？” 有人指着我说：“她在那儿……” 他看了一眼我，往墙壁退了几步。 “呸！不值得杀，她自己都这样啦。”他转回身，走了。 我倒在打字机上，大哭了起来…… 妈妈在这个工厂的技术检验车间上班。我们的工厂为“喀秋莎火炮”制造弹药，炮弹有两种规格——16公斤的和8公斤的。要在高压下检验炮弹外壳的结实程度。需要把炮弹抬起，固定好，加到一定数量的气压。如果外壳质量好，就把它取下来，装进箱子。如果质量不合格，卡扣承受不住，炮弹就会轰响着飞出去，飞向上面的车间顶棚，然后掉到不知什么地方。当炮弹飞出去后，那种轰响与恐惧……所有人都吓得钻到车床下面…… 妈妈每天深夜都会在睡梦中惊醒，喊叫。我就搂着她，她这才安静下来。 眼看就到了1943年的年末……我们的军队早就反击了。我明白，我需要上学。我去找厂长。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高大的桌子，从那张桌子后面几乎看不到我。我就开始说提前准备好的话：“我想辞职，我要上学。” 厂长发火了：“我们谁也不辞退。现在是战争期间。” “我总出错，就像个没文化的人。不久前我就给一个人算错了工资。” “你能学会的。我们这里人手不够。” “战争结束后，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，而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人。” “哎呀，你啊，真是倔头啊，”厂长从桌子后站起来，“你什么都懂！” 我上了六年级。在上文学和历史课时，老师给我们讲课，我们边坐着听讲，边给军人们织袜子、手闷子、荷包。我们边织，边学诗，齐声朗诵普希金的诗。 我们等到了战争结束，这是多么期盼的理想啊，我和妈妈甚至害怕提到这一天。妈妈在工厂上班，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全权负责人，问大家：“你们可以为国防基金奉献什么？”他们也问了我。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什么也没有了，除了几张债券，妈妈很珍视它们。大家都给了些什么，我们怎么能不献出去呢？！我就把所有的债券都献了出去。 我记得，妈妈下班回到家，她没有训斥我，她只是说：“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，除了你的娃娃。” 我也跟自己的娃娃告别了……妈妈丢失了面包月票，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。在我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拯救我们的念头，用我的两个布娃娃换些什么吧——大的和小的。我拿着它们到了集市上。一个乌兹别克老头走到我跟前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我们说，我们要坚持生活一个月，我们的票证没有了。乌兹别克老头给了我们一普特大米。就这样，我们没有被饿死。妈妈发誓：“等我们回到家后，我要给你买两个漂亮的布娃娃。” 等我们返回罗斯托夫，她没有给我买布娃娃，我们再一次过着穷困的生活。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给我买了。两个布娃娃——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…… “最后，他们大声叫喊着自己的名字……” 阿尔图尔·库泽耶夫，十岁。 现在是宾馆负责人。 有人敲响了钟。敲啊，不停地敲…… 我们这里的教堂早已关闭了，我甚至不记得，它是什么时候关闭的，那里一直是农庄的仓库。人们在里面储存粮食。听到早已经哑了很久的钟声突然响起，整个村子吓呆了：“坏事了！”妈妈啊……大家都跑到了街上……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…… 到现在闭上眼睛……我还会看见…… 三个红军战士被押解着走在大街上，他们的双手都被捆绑在背后，他们都只穿着裤子。两个年轻人，一个上岁数的。他们低着头，向前走着。 他们在学校附近被枪杀了，在大路上。 最后时刻，他们开始大声叫喊自己的姓名，希望有人能够听见，记住，将来转告给他们的亲人。 我透过栅栏的缝隙看见了……我记住了…… 一个人——叫瓦涅契卡·巴拉依，第二个人叫——罗曼·尼科诺夫。而那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喊的是：“斯大林同志——万岁！” 当时，这条道路上正在过汽车，一辆辆沉重的德国大卡车。而他们躺在那里……装着士兵和军事物资的卡车从他们身上轧了过去，后面跟着的是摩托车队。德国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疾驰过去。夜以继日，许多天。 而我不断重复着……深夜醒来后……我也会重复：瓦涅契卡·巴拉依、罗曼·尼科诺夫……第三个人姓什么我不知道…… “我们四个人都套在这个小雪橇上……” 季娜·普利霍契科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敌人在轰炸……大地在颤抖，我们的房子在颤抖…… 我们的房子不大，有一个小花园。我们躲藏在房子里，关紧了护窗板。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：我的两个姐妹、我和我们的妈妈。妈妈说，她关好了护窗板，现在不可怕了。我们也觉得她说得对，不那么可怕了，可心里还是害怕，但不想让妈妈难过。 …… 我们跟在一辆大车后面走，后来，有人把我们小孩子抱上车，坐到了一个角落里。不知为什么我觉得，如果我睡着了，就会被打死，于是尽量不闭眼，可眼睛自己就闭上了。当时我和姐姐就商量，我先闭上眼睛，睡一会儿，为了不被打死，她负责警戒，然后她睡觉，由我来值班守卫。但是，我们两个都睡着了。我们被妈妈的叫喊声吵醒了：“别害怕！别害怕！”前面有射击声。人们大喊大叫……妈妈让我们低下头。可我们想看看…… 射击停止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看见，在道路旁边的沟渠里躺着许多人，我问妈妈：“这些人在干什么？” “他们在睡觉。”妈妈回答。 “那为什么他们在沟里睡觉呢？” “因为打仗了。” “就是说，我们也要在沟里睡觉吗？可我不想在沟里睡觉。”我耍起脾气来了。 直到看见妈妈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，我才停止了任性。 我们往哪里走，我们往哪里去，当然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明白。我只记得一些词语——阿扎里奇和电线，妈妈不允许我靠近它们。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，我们被抓进了阿扎里奇集中营。我后来甚至去那里看过，到过那个地方。现在你还能看到什么呢？荒草、野地……一切都很平常。如果有什么东西还留下来，那只能是在我们的记忆中…… 当我讲述这些的时候，我会咬着手指，直到流血，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…… 他们不知要把妈妈带到哪里去，把她扔到地上。我爬向她，我记得，是爬过去的，而不是走过去的。我们叫唤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我请求着：“妈妈，不要睡着！”而我们已经全身是血，因为妈妈倒在一片血泊中。我想，我们当时并不明白，这是血，血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觉得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。 每天都来一些汽车，让人们坐到上面，开走了。我们问妈妈：“妈咪啊，我们也坐上车走吧。可能它去的方向，正好是外婆住的地方？” 为什么我们想起外婆来了？因为妈妈经常对我们说，离这里不远，就住着我们的外婆，她还不知道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她以为，我们还住在戈梅拉。妈妈不想坐车，每次她都把我们从车边拉开。而我们在哭泣，请求，劝说。在一个早晨，她同意了……这时已经是冬天，我们都冻僵了……我咬着自己的手，好不让自己哭出来，我不能不哭…… 我们坐车走了很长时间，有人告诉了妈妈，也可能是她自己猜到了，他们拉着我们要去枪决。当汽车停下来，命令大家下车。那里有一个小村庄，妈妈问押解人员：“可不可以喝点水？孩子们渴了，想喝水。”他允许我们走进一户人家。我们走到房子前，女主人给了我们一大杯子水。妈妈喝了一小口，喝得很慢，我想：“我这么饿，想吃东西，为什么妈妈却想喝水呢？”妈妈喝了一杯水，请求喝第二杯。女主人叹息一声，又给了她一杯水，说：“为什么每天早晨都往森林里带这么多人啊，去了，就没有一个回来。” “您家有第二个门吗，让我们离开这里？”妈妈问。 女主人用手一指——有。她家的一个门朝着街道，而第二个门冲着后院。我们逃出这个房子，向前爬。我觉得，我们不是走着，而是爬向我们外婆家的。怎么爬的，爬了多久，我不记得。 外婆把我们放到热炕炉上，让妈妈躺到床上。早晨，妈妈就奄奄一息了。我们傻呆呆地坐着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：妈妈怎么会死呢？爸爸不在，她怎能把我们扔下？我记得，妈妈把我们叫到身边，微笑着说：“永远都不要吵架啊，孩子们。” 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呢？为了什么？什么玩具都没有。我们有一个大石头娃娃，没有糖果。没有妈妈听我们的抱怨了。 早晨，外婆用一条白色大床单包裹起妈妈，把她放到一个雪橇上。我们四个人都套在这辆雪橇上拉着…… 对不起……我不能再说下去了……我要哭了…… “这两个小男孩变得很轻，像麻雀一样……” 拉雅·伊林科夫斯卡娅，十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逻辑学教师。 我不会忘记，在故乡叶里斯克椴树散发出的芬芳…… 在战争年代，战前的一切都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。在我的记忆里就这样永远地保留了下来，关于那时的一切。 我们从叶里斯克撤离——有妈妈、我和弟弟。我们停在了沃罗涅什郊外的戈里巴诺夫卡村，想在那里等待战争的结束，但是刚到了那里没过几天，德国人就逼近了沃罗涅什，紧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就到了。 我们坐上了运货列车，有人告诉我们，把所有人都拉到遥远的东方去。妈妈这样安抚我：“那里有许多水果。”我们坐了很久，因为要经常停靠在备用道路上。停在哪里，停多长时间，我们不知道，为了弄到水，要冒着很大危险等在车站上。我们点起了小铁炉子，为整个车厢的人们在上面用水桶熬小麦粥。走了多久，就吃了多久这种粥。 火车停靠在了库尔干-丘别车站。安基让市的郊外……陌生的自然风光使我惊讶不已，它们让我如此震惊，甚至在某段时间都忘记了战争。到处鲜花盛开，芳香弥漫，阳光充足。我又变得活泼开朗了。一切都返回到了我的身上，所有先前的一切。人们把我们领到了“克兹尔尤尔”集体农庄。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，但这个名字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。甚至我自己都感到惊讶，竟然没有忘记。我记得，当时学着重复这个陌生的词语。我们住在学校的体育厅里，一起住的有八个家庭。当地的居民给我们送来了被子和枕头。乌兹别克的被子是用各种颜色的布块缝制的，枕头里塞的是棉花。我很快学会了拾干棉花柴——用它们来烧火做饭。 我们没有立刻明白，这里也有战争。乌兹别克人给了我们不多的面粉，那么少，只够吃很短的时间。开始挨饿。乌兹别克人也在挨饿。我和乌兹别克的男孩子们跑着，追赶驼队，幸运的话，车队里会掉下些什么东西来。最高兴的事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油粕、亚麻籽饼，而棉花籽油粕很坚硬，黄色的，就像豌豆饼。 弟弟瓦季克六岁，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我和妈妈到农庄去干活。我们给水稻培土，拾棉花。开始不习惯，我的双手酸痛，疼得深夜都不能入睡。晚上我和妈妈回到家，瓦季克飞跑着来迎接我们，他肩膀拴的绳子上吊着三只麻雀，他的手里拿着把弹弓。他把自己首战告捷的“猎物”已经在小河里清洗干净了，我们等着妈妈，马上煮汤喝。都饿成了这样！我和妈妈边喝汤，边说，麻雀都瘦成这样了，煮的汤也没有一点油星。饭锅的旁边只有弟弟幸福的眼睛在闪光。 他和乌兹别克小男孩交上了朋友，有一天，小男孩和自己的奶奶来看望我们。奶奶看着小男孩们，摇着头，对妈妈说了些什么。妈妈不明白，但是这时工作队长走了进来，他懂俄语，他给我们翻译说：“她和自己的神，自己的安拉说过了。她向他抱怨，战争——是男人的事，战士的事。为什么让孩子们受罪？他怎么能让这两个孩子瘦小得像麻雀一样，就像他们用弹弓打下来的那些麻雀一样？”奶奶往桌子上撒下一把金黄色的杏干——干硬、甘甜，就像糖块！可以长时间把它们含在嘴里吸吮，咬下一小块来，然后砸碎果壳，吃下里面闪光的杏仁。她的孙子看着这些杏干，他的眼神也是饥饿的，燃烧一般！妈妈很伤感，奶奶抚摸着她的手，安慰她，把孙子搂到自己身边。“他总会有一茶碗卡杰克吃，因为他在家里住，和奶奶住在一起。”工作队长翻译说，卡杰克是一种酸羊奶。我和弟弟，我们在后方疏散了很长时间，什么可口的吃食都没有。 他们走了，奶奶和小男孩，我们坐在桌子边，三口人。谁也没有第一个伸出手，去拿那些金黄的杏干…… “我很害羞，因为我穿的是小女孩的皮鞋……” 马尔林·罗别奇科夫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市委部门主任。 我从树上看到了战争…… 大人们不允许我们上树，但我们还是爬到了树上，从高高的枞树上观看飞机空战。当我们的飞机中弹起火，我们都哭了，却没有害怕，仿佛是在看电影。在第二天，还是第三天，我们被集合起来，排成一列横队，校长宣称，我们的少先队员夏令营需要撤离。我们已经知道，明斯克被轰炸烧毁了，人们不会把我们运送回家，而是要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某个地方。 我想说说，我们是怎么收拾行装上路的……命令我们带上皮箱，只允许往里面放生活必需品：背心、衬衫、袜子、手帕。我们打好包，每个人都折叠好红领巾，放在最上面。少年的头脑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德国人要是遇到我们，他们打开皮箱，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放的是红领巾。我们会向他们复仇…… 我们的队伍比战争的速度还快。我们绕过了战争……在停靠的那些车站上，人们对战争还一无所知，还没有看到过战争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讲述了飞机空战的事。但是，越往远离家乡的方向走，我们越期待父母能来领走我们，有许多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们没有怀疑。这样的想法还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。我们说起战争，还是以和平儿童的身份。我们从和平的生活中来。我们从火车上被转运到了“巴黎公社”号轮船上，沿伏尔加河行驶。半个月，我们都在路上，大家一次都没有脱下衣服睡过觉。在轮船上，我第一次脱下运动鞋，人们同意了我们这样做。我有一双系带子的胶皮鞋。当我把它们脱下来，散发出的味道简直难以忍受！洗啊刷啊，最后还是扔掉了。我是光着脚走到赫瓦雷恩斯克的。 到这里的人很多，人们为我们建造了两座白俄罗斯儿童之家，在第一座房子里，是小学生，第二座房子中住的是学前儿童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？因为那些需要和哥哥或姐姐分开住的孩子哭得很厉害，特别是那些年龄小的，害怕失去亲人。我们在少先队员夏令营的时候，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们都很兴奋，像是在做游戏，可现在我们都害怕了。有家的孩子，习惯了依赖父母，习惯了温情。我的妈妈总是每天早晨叫醒我，在晚上睡觉时亲吻我。我们住的旁边是保育院，那里住的是真正的孤儿，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他们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，而我们也应该习惯这些。 我想起了1943年吃的食物：一天给一勺牛奶、一块面包，煮甜菜，夏天是西瓜皮熬的汤。我们看了电影纪录片《三月四月》，片子讲的是，我们的侦察员怎么用桦树皮熬粥喝。我们的小女孩也都学会了熬桦树皮粥。 秋天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储备好了木柴，每个人都有定额——一立方。树林在山上。先把树木放倒，把四周削平，然后锯成一米来长的木块，堆放起来。额度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定的，而女孩们也给我们帮忙，她们比我们男孩还能干。在家里我们从来没有锯过木头，因为都是城市人，而在这里需要锯开粗木桩，要劈柴。 我们都饿得厉害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干活的时候，还是在睡梦中，都想吃东西。特别是在冬天。我们从保育院跑到军营，战士们经常能给我们一碗汤喝。但是我们人太多了，那里也不能给所有人管饱。你要是来得及第一个的话——还能吃上点什么，要是晚一步——什么也剩不下。我有个朋友米什卡·切尔卡索夫。我们坐在一起，他说：“如果知道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能给我们一碗粥喝，我们也会跑过去的。”院子里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气温，他穿上衣服，向军营跑去。向士兵乞求给点吃的，他们说，还有一点汤，快跑，去拿个小锅来。他跑到街上，看到从相邻的院子里也来了些孩子，如果他跑去拿小锅，就什么也留不下了。 他返身跑回去，对士兵说：“倒吧！”他摘下帽子代替小锅，伸给士兵。看着他决心已定的样子，士兵拿起帽子，给他倒了整整一锅粥。米什卡英雄般地走过保育院孩子们身边，他们什么也没得到。他跑回到了我们的保育院。他的耳朵冻僵了，但是他弄回了汤，帽子里面都已经不是汤了，而是满满一帽子的冻疙瘩。他把这个冻疙瘩倒在盘子里，谁也没有等待加热再吃，就这样吃了下去，小女孩们给米什卡搓耳朵。他的脸上闪烁着快乐，是他给大家弄回来的，甚至没有第一个去吃！ 对于我们来说，最可口的食物是油粕，我们按照好吃的程度把它们分成了几个级别，有一种是向日葵籽的油粕。我们采取了一个“油渣饼”行动。几个人爬到机器上，用手扫下些油渣，另外几个人收集。等回到保育院，虽然都冻得浑身青紫，但是却吃饱了。当然，还有夏天和秋天的集市！到那时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品尝到很多东西：向这个人要一块苹果，向另一个人要一块西红柿。偷点什么东西在集市上卖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相反——被看成是英雄行为！偷些什么，我们无所谓，只要是能吃就行，至于是什么，这不重要。 油脂工厂厂长的儿子在我们班上学。孩子就是孩子，我们一边坐着上课，一边玩“海战”的游戏。他吃的是有向日葵油的面包，香味弥漫了整个教室。 我们小声商量，向他挥挥拳头，意思是，不给吃，就甭想上课…… 我们突然发现——女老师不见了，我们看到——她躺在了地板上。她饿坏了，也闻到了这种香味，就摔倒，昏厥了过去。我们的女孩把她送回家，她和母亲一起生活。晚上我们商量决定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每人每天留下一点点面包给女老师。她本人都不知道，我们是悄悄带给了她的母亲，并且请求她，不要提起这件事。 我们有自己的菜园和果园。果园里长着苹果，菜园里种的是白菜、胡萝卜、红甜菜。我们几个人守护它们，轮流值班。换班的时候，要把所有的都数清楚：每一棵白菜，每一根胡萝卜。深夜，你会想：“要是半夜里再长出来一根胡萝卜多好啊。还没来得及登记到清单上，就可以吃掉了”。如果胡萝卜已经登记在册了，上帝保佑，千万别弄丢了，那样就太丢人了！ 我们坐在菜园里，周围都是吃的，而我们却在忍受着饥饿。太想吃东西了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稍微比我大些的小男孩一起值守。他的头脑里冒出一个好主意：“你看，奶牛在吃草……” “怎么了？” “傻瓜！你难道不知道，有一条规定，如果私人的奶牛在国营的地盘上放牧吃草，就要把奶牛收缴，或者是处罚主人，罚款？” “它在草地上吃草呢。” “你看看，它拴着了吗？” 于是，他说出了自己的主意：我们把牛牵过来，牵到自己的菜园里，拴好。然后我们去找主人。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：把牛牵到我们保育院的菜园里，拴好。我的同伴跑到了村里，找到了主人，告诉她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您家的牛现在在国营的菜园里，而您知道这是有明文规定的…… 我不想……现在我还怀疑，主人会相信我们，会害怕，但她可怜我们，看到我们饿坏了。商量后决定：我们给她放牛，她为答谢我们，给我们一些土豆。 我们有一个小姑娘病了，需要给她输血，但是整个保育院里没有人可以献血。您怎么想？ 理想？就是上前线。我们几个小男孩聚集在一起，最调皮捣蛋的，决定逃跑。我们很幸运，有一位军乐团的指挥，戈尔杰耶夫大尉。他选了四个有音乐天赋的男孩，其中就有我。就这样我参加了战争。整个保育院的人为我们送行。我没有什么可以穿戴的，一个小姑娘把自己的水兵服给了我，另外一个小姑娘有两双皮鞋，她把其中的一双给了我…… 我就这样去了前线。最让我感到害羞的是，我的鞋子是小女孩的…… “我喊啊，喊啊……不能停下来……” 柳达·安德烈耶娃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检验员。 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，就像火焰一般……它燃烧着，燃烧着。没完没了…… 小孩子们都聚集在一起，您知道，我们说什么？在战争前我们喜欢白面包和茶，这些都不会再有了。 我们的妈妈经常哭泣，每天她们都哭……所以我们就尽量少哭，比和平的年代要少哭，尽量少撒娇耍赖。 我知道，我的妈妈既年轻，又漂亮，别的孩子的妈妈要老一些，但是在我五岁的时候，就知道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妈妈又年轻又漂亮，是不好的。这很危险。在我五岁时我就明白了……甚至我还明白，我很小——这也很好。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明白这些问题？并没有人给我解释过这些…… 过了几年……我都害怕回忆起这些往事……甚至不愿意触及…… 在我们家附近停下了一辆德国人的汽车，它不是专门停下的，是坏了。士兵走进我们家，把我和奶奶赶到了另外一个房间，留下妈妈给他们帮忙，烧开水，做晚饭。他们大声地说话，我觉得，他们不是在相互交谈，大笑，而是在冲着我的妈妈叫喊。 天黑下来，已经是晚上了，深夜了。突然妈妈跑进房间，抱起我，跑到了大街上。我们家没有花园，院子里空空的，我们跑着，我们不知道，躲藏到哪里。爬到了汽车下面。他们从院子里出来，寻找我们，打着手电筒。妈妈躺在我的上面，我听见，她的上牙敲打着下牙，这是冷的缘故。她全身冰凉。 早晨，德国人离开后，我们回到了家……奶奶躺在床上……全身绑着绳子……赤身裸体！奶奶，我的奶奶！由于恐惧……由于害怕我叫喊了起来。妈妈把我赶到了街上。我喊啊，喊啊……不能停下来…… 过了很久我都怕汽车。只要是听到马达声，我就开始全身发抖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去上学了……当我看见，无轨电车开过来，我会吓得手足无措，上牙打下牙，全身颤抖。我们班级里一共有三个人，受着德国敌人占领时所受影响的折磨。一个小男孩害怕飞机的引擎声。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女教师打开了窗户……响起了飞机的引擎声……或者是汽车发动声……我和这个小男孩就惊慌地睁大眼睛，瞳孔放大，我们都吓傻了。而那些被转移到后方的孩子，都会嘲笑我们。 第一次胜利阅兵式……人们都跑到了街上，而我和妈妈躲藏到了一个坑里。我们蹲在里面，直到领导们来了，告诉我们：“快钻出来——不是战争，是在庆祝胜利日。” 我很想要儿童玩具！希望有童年……我们弄来一块砖头，把它当成娃娃。或者把年龄最小的孩子，指定他来当娃娃。如果今天我看见沙子里有彩色的玻璃，我都想把它们捡起来。对于我来说，它们都是非常漂亮的。 我长大了……不知谁说过：“你多漂亮啊，就像你的妈妈。”我听了不会高兴，反而会害怕。我从来都不喜欢别人对我这样说…… “所有孩子都手拉着手……” 安德烈·托尔斯基克，七岁。 现在是经济科学院副博士。 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…… 我记得妈妈……她烤的面包在村子里是最好吃的，她园子里的菜畦是最漂亮的。在我们房前的小花园和院子里盛开着最大的大丽花。她给我们所有人都缝制了漂亮的上衣——给父亲、两个哥哥和我。她缝制领子，用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十字绣…… 我不记得，是谁第一个告诉我，说妈妈被枪杀了。可能是邻居中的一个女人吧。我跑回了家。听人们说：“不是在家里枪杀的她，是在村后。”父亲不在——他参加了游击队，哥哥们不在——他们去参加了游击队，堂兄弟不在——他也参加了游击队。我就去找邻居卡尔普爷爷：“妈妈被打死了，应该把她拉回来。” 我们套上牛车（我们没有马），就去了。在森林附近，卡尔普爷爷叫我停下来：“你在这里等着。我一个老头子，不害怕他们打死我。可你——还是个孩子。” 我等着。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念头，我怎么对父亲说呢？我怎么告诉他，妈妈被打死了呢？都是些小孩子的想法——如果我看见死去的妈妈，她就永远也活不了了。可是，如果我看不见死去的妈妈，说不定我回到家，妈妈就在家里等着我呢。 妈妈的整个胸前都被步枪子弹打透了。褂子上出现一溜弹痕……太阳穴上有个黑色的枪眼儿……我想快些用白色手巾把她包扎起来，以便再也看不到这黑色的枪眼儿。我仿佛觉得，她还在疼痛。 我没有坐牛车，跟在牛车旁边走了回来…… 村子里每天都会埋葬死人……我记得，埋葬过四位游击队员，三个男的，一个姑娘。经常埋葬游击队员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埋葬一个女的。单独为她挖掘了一个坟墓……她一个人躺在老梨树下的草地上……年老的女人们围坐在她身边，抚摸着她的胳膊…… “为什么要把她单独埋葬呢？”我问。 “她还年轻……”女人们这样回答我。 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戚，我很害怕。怎么办呢？人们把我送到了扎列西耶村的玛尔法姨妈家。她自己没有孩子，丈夫上了前线。我们蹲在地窖里，躲藏起来。她把我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，叫着：“好孩子……” 玛尔法姨妈得了伤寒，我跟着她也生病了。泽恩卡奶奶把我接到了她那里住。她的两个儿子也都在前线打仗。深夜醒来，看到她坐在床上我的身边打盹：“好孩子……”所有人都跑出村子，逃到森林里躲避德国鬼子，而泽恩卡奶奶——始终陪在我的身边。一次也没有扔下我：“好孩子，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” 伤寒好了之后，我好长时间都不能走路。平整的道路——我还能走，稍微有些坎坷——我的双腿就发软。人们都在期盼着我们的士兵。女人们去森林里，采集草莓。没有别的礼物招待客人。 士兵们行军很疲惫。泽恩卡奶奶往他们的头盔里装红色的草莓。他们都给了我吃。我坐在地上，不能站起来。 父亲从游击队回来了。他知道我生病了，给我带来了一块面包和一块腌猪油，都跟手指头似的那么厚。腌猪油和面包都散发着马哈烟味，它们都散发着父亲的味道。 我们正在草地上挖野菠菜，听见人们喊着“胜利啦”，所有孩子都手拉着手，往村子的方向飞跑…… “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埋葬死人，而此刻不知怎么就想起来了……” 米哈伊尔·申卡廖夫，十三岁。 现在是一名铁路工人。 我们的邻居家有一个聋哑小女孩…… 大家都喊：“战争！战争爆发了！”可是她抱着布娃娃，唱着歌，来找我的妹妹玩。孩子们吓得都不会笑了。“多好啊，”我想，“什么战争的事儿她都听不到。” 我和朋友们把自己的十月儿童红星章和红领巾都用油漆布包裹好，埋到了小河边的灌木丛中，埋到了沙土里。我们也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！每天都到那个地方去看看。 大家都很害怕德国鬼子，甚至孩子和狗。妈妈在家门外的长椅上放了鸡蛋，放在大街上。于是，他们就没有进我们家，也没有问我们：“犹太人？”我和妹妹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…… 我们在小河里洗澡……忽然看见，从河底浮上来一个黑色的什么东西。就在那一刻！我们都以为，那是一截淹没的树桩，可是它却随着水流冲到了河岸边，这时我们才仔细看清了，有胳膊，有脑袋……我们当下明白，这是一个人。我觉得，大家谁也没有害怕。谁也没有喊叫。我们想起来了，大人们说过，我们一位机枪手死在了这个地方，连同自己的“捷格佳廖夫”34一起掉进了水里。 战争才开始几个月……我们在死亡面前已经变得没有丝毫的恐惧。我们把机枪手拖到岸上，有的跑去找来了铁锹，挖好了坑，我们把他埋葬了。大家都站立着默哀。有一个小姑娘甚至在胸前画了十字，她的奶奶从前在教堂里工作过，她学会了祈祷。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只有我们自己，没有大人。战争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埋葬死人，而那一刻我们不知怎么就想起来了。 有两天时间我们潜进水里去寻找那挺机关枪…… “他收集到篮子里……” 列昂尼德·西瓦科夫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钳工-工具制造者。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…… 牧人们把奶牛驱赶到一起。宪兵执法队员让人们在限定时间内把牲畜赶到格廖扎小溪旁，他们挨家挨户搜查。他们手里都拿着名单，按名单枪杀百姓。他们读着：母亲、祖父、孩子，什么样，几岁……他们按名单严格检查，如果少一个，就开始搜索。在床下，在炕炉后找到孩子…… 当把所有人都找齐了，就开枪打死…… 在我们家共召集齐六个人：外婆、妈妈、姐姐、我和两个弟弟。六个人……我们看着窗外，当他们去邻居家的时候，我和最小的弟弟跑向外屋，挂上了门钩。我们坐到柜子上，坐在妈妈身边。门钩太脆弱了，一个德国人一下就把它扯断了。他跨进门槛，让我们都站好。我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模样：是上岁数的，还是年轻的。我们都倒下了，我滚到了柜子后面……第一次恢复知觉，是当时听到了有什么声音在滴答滴答地响着……滴答着，滴答着，像滴水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：是妈妈的血在滴答，死去的妈妈躺在地上。我在血泊中爬，所有人都染满了鲜血……我躺在血泊里，就像躺在水里……全身湿透了…… 我听见两个人走进来。他们清点着打死的人数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那边少一个人，应该找到。”他们开始搜寻，低头查看床下，那下面妈妈藏着一口袋粮食，口袋后面就是躺着的我。他们把口袋拖了出去，满意地走了，忘记了名单上还有一个人没找到。他们离开后，我就昏迷了过去…… 第二次恢复知觉时，我们家的房子着火了…… 炙烤得难以忍受，恶心。我看见，我自己全身是血，但不清楚我受伤了，我感觉不到疼痛。整个房子弥漫了浓烟……我爬到院子里，然后爬进了邻居的菜园。只有到了那里才感觉到，我的一条腿受伤了，一条胳膊也断了。疼痛难忍！有一段时间，又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 第三次苏醒过来，我仿佛听到了一位老年妇女的声音……我向着那声音爬过去…… 声音在空中飘，飘荡。我沿着这声音爬过去，就像顺着一条线，我爬进农庄的车库。一个人也没有看到……声音是从不知哪里的地下发出来的……当时我猜想，有人在检修沟里叫喊…… 我不能站起来，我爬向那条坑道，向下一看……坑里都挤满了人……这些人都是斯摩棱斯克的难民，他们住在我们的学校里。二十个家庭。所有人都躺在坑里，上面有个受伤的小女孩站起来，又倒下了，是她在叫喊。我往后一看：现在往哪里爬呢？整个村子都是一片火海……没有其他的活人了……就这一个小姑娘。我倒在了她身边……躺了多久，我不知道…… 我觉得，小姑娘死了。我碰了碰她，喊叫她——她没有回应。就我一个人活着，他们都死了。太阳照耀着，晒热的血泊蒸腾着水汽。我头晕目眩…… 我躺了那么久，一会儿苏醒，一会儿昏迷。星期五枪杀的我们，星期六外公和姨妈从另一个村子赶来了。他们在坑里找到了我，把我放到手推独轮车上。独轮车颠簸着，我很疼，想叫喊，却发不出声音来。我只能哭……很长时间不会说话。七年……会小声说些什么，但谁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。过了七年我才开始一个词一个词地能说好了……听见了自己说话的声音…… 在我们家房子原来的地方，外公把那些骨头收集到篮子里。都没有盛满一篮子…… 这就是我说的……难道这就是全部？这就是经历了那些恐惧之后留下来的全部？这么几十个词语…… “他们把小猫从家里带了出来……” 托尼娅·鲁达科娃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位幼儿园主管。 战争的第一年……我记住的事儿不多…… 德国兵一大早就来了，当时院子里还灰蒙蒙的。他们让大家站到草坪上，命令那些剃过头的人：站出来！剃过头的都是战俘，被村民们带回家照管。他们被带到树林里，枪决了。 此前我们都喜欢在村后跑来跑去，在树林旁玩耍。这样一来我们都吓得不敢去了。 我记得妈妈烤面包。她烤了好多面包：条凳上，桌子上，地板的毛巾上，外间屋里，放得到处都是。我惊讶地问：“妈妈，为什么烤这么多面包啊？叔叔们都被打死了。这么多面包要给谁吃啊？” 她把我赶到街上：“去找伙伴们玩吧……” 我害怕，妈妈会被他们打死，所以一直都跟在妈妈身后跑来跑去。 深夜，游击队员们把面包取走了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面包。德国兵挨家挨户搜刮得一干二净，我们都挨饿了。我已经不记得了……我请求妈妈：“点着炉子，给我烤面包吧，烤好多好多。” 这就是战争第一年我能记得的全部事情…… 也许，我慢慢长大了，因此接下来我记的事就多了。他们焚烧了我们的村庄……先是开枪杀死了我们的百姓，然后是放火烧了房子。我是从地狱里幸存下来的…… 他们没有在街上开枪杀人，而是走进家里。他们都站在窗子旁：“我们去安尼西卡家开枪……” “安尼西卡家都结束了。他们去了安菲萨家……” 我们站着，等着——等着他们来开枪打死我们。谁也不哭泣，谁也不叫喊。我们都站着。我们有个邻居带着自己的小男孩，她说：“我们到外面去吧，街上不开枪。” 他们走到院子里：第一个是士兵，第二个是军官。军官的个头很高，他的长筒靴子也很高，大檐帽也很高。我记得清清楚楚…… 他们把我们往房子里赶。女邻居倒在了草地上，亲吻着军官的靴子：“我们不走。我们知道——在里面会打死我们的。” 他们说：“粗留客！粗留客！”意思是说——往回走。房间里，妈妈坐在桌子旁边的条凳上。我记得，她端起一杯牛奶，给我们最小的孩子喝。四周异常安静，我们都能听见他吧嗒吧嗒的喝奶声。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把一只扫帚放在了自己的前面。桌子上有一块很长的桌布，邻居家的小男孩藏到了桌子下面，桌布底下。他的兄弟钻到了床底下。而女邻居跪在门槛边，乞求着：“老爷，我们的孩子都还太小了啊。老爷，我们的孩子，太小太小啦……” 我记得，她一直这样乞求着，乞求了很长时间。 军官走到桌子前，撩起桌布，开了一枪。从里面发出一声叫唤，他又开了一枪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直喊叫着……他打了五枪…… 他看着我……我努力想往扫帚的后面躲藏，但是怎么也躲藏不进去。他有一双那么漂亮的灰色眼睛……真是啊，我这个都记得……我吓坏了，吓得喊叫：“叔叔，您要打死我吗？”但他什么也没有回答。恰好这时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一个士兵，幸好他走进来……他扯下来房子之中的一块大窗帘。他把军官叫过去，给他看床底下卧着的几只小猫咪。大猫不在，只有一窝小猫。他们把小猫抱在手里，笑了，开始逗弄它们玩耍。玩了一会儿，军官把它们交给了士兵，让他带到外面去。他们就把小猫从家里抱了出去…… 我记得，被打死的妈妈头发烧着了……而她旁边的小弟弟——包在襁褓里……我和哥哥从他们的身边爬过去，我扯着他的裤子爬：首先，我们躲到了院子里，然后到了菜园里，傍晚时，我们躲藏到了土豆地里，晚上爬进了灌木丛中。到了那里，我才哭起来……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幸存下来的？我记不清了……我和哥哥活了下来，还有四只小猫。我们的外婆来了，她住在河边，把我们领走了…… “你要记住：马利乌波里市，帕尔科瓦亚街6号……” 萨沙·索利亚宁，十四岁。 现在是一级伤残军人。 我是真不想死啊……特别是不想死在黎明…… 敌人押着我们去枪决，走得很快。德国鬼子急着要去干什么，这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的。 在战争爆发前，我喜欢德语课，甚至自己学会了背诵好几首海涅的诗歌。我们一共有三个人：两个战俘——是两名上尉，和我。我还是个小孩子……我在树林里拾武器的时候，被他们抓住了。我溜掉了两回，第三次时被逮住了。 我不想死…… 他们低声地对我说：“快跑！我们扑向押送的敌人，你跳到灌木丛里。” “我不跑……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我要和你们在一起。” 我想和他们一起牺牲，就像一名真正的战士。 “我们命令你：快跑！活下去！” 其中的一个，丹尼拉·戈里高利耶维奇·约尔丹诺夫，来自马利乌波里市……另外一个，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·伊里英斯基，来自布良斯克…… “你要记住：马利乌波里市，帕尔科瓦亚街6号……记住了吗？” “布良斯克市……街……记住了？” 敌人开枪了…… 我跑了……我跑啊，跑啊……我的大脑里这样敲打着：这个，这个……要记住……这个，这个，这个……要记住。但是因为害怕，我还是给忘了。 我忘记了布良斯克的街道和门牌号码…… “我听见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……” 列娜·阿罗诺娃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律师。 我们的城市突然变成了一座兵城。我们和平宁静、四季常青的戈梅利市35…… 父母计划把我送到莫斯科去，我的哥哥在军事学院上学。大家都觉得，莫斯科永远都不可能被攻陷，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我不想离开，但是父母坚持要这样做，因为敌机开始轰炸我们的时候，我白天什么东西也不吃，食物让我强烈反感，眼看着人就消瘦下来。妈妈认为，莫斯科会平静些，莫斯科一切都会好。于是，他们把我送到莫斯科。她和爸爸会在战争一结束就来接我。他们觉得这会很快的。 火车没有开到莫斯科，开到马拉雅罗斯拉维茨就让我们下车了。火车站上有国际长途电话，我来回跑了好几次，想给哥哥打通电话，好让他知道，我该怎么办。电话打通了，哥哥说：“坐在那里等着，我去接你。”在惊恐中过了一个晚上，人很多，突然宣布：半小时后火车开往莫斯科，请大家上车。我收集起东西，跑到火车上，爬到一个上面的床铺，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火车停靠在一条不大的河流边，有女人在河边洗衣服。“莫斯科在哪里？”我吃惊地问。人们答复说，火车正把我们拉向东方…… 我从车厢里出来，因为伤心和失望大哭了起来。可是——啊！迪娜看到了我，这是我的女友，我们是从戈梅利一起出来的，我们的妈妈一起送我们上的火车，可是在马拉雅罗斯拉维茨我们走散了。现在我们两个人又到了一起。于是，我就不再那么感到害怕了。在车站，有人把食物给我们送到了火车上：三明治，用大车拉来了用盖桶装着的牛奶，有一次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热汤。 在库斯塔纳州的扎尔库里车站，让我们下了车。我和迪娜第一次坐上了马车。互相安慰说，等到了地方，立刻给家里写信。我说：“如果房子不被炸坏，父母还会收到我们的信，如果被炸坏了，我们该往哪里写信呢？”我的妈妈是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，爸爸是手工技校的校长。我的爸爸脾气很和蔼，就连整个外貌都是特别标准的教师模样。当他第一次下班后带着手枪（人们发给他的）回到家时，我看见他的普通西服上面佩带了枪套，吓坏了。我觉得，他自己也害怕手枪，晚上他小心地摘下来，放到桌子上。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，但房子里没有住军人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武器。我觉得，手枪会自己开始射击，我们的家里已经生活着战争了。等爸爸摘下手枪时，战争就结束了。 我和迪娜都是城市女孩，什么也不会。到了目的地，第二天就派我们到田野里干活，一整天都弯腰站着。我头晕眼花，倒在了地上。迪娜守在我旁边哭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太惭愧了：当地的女孩子干完活了，我们刚刚到了田地的一半，她们已经远远地落下我们。最可怕的是我被派去挤牛奶，人们给了我挤奶桶，可我从来没有挤过牛奶，害怕走到奶牛跟前。 有一次，有个人从车站来，带来了一张报纸。从上面得知，戈梅利被占领了，我和迪娜痛哭起来。既然戈梅利都被占领了，我们的父母就都牺牲了，我们就会被送到保育院。我不想听到“保育院”这个词，我想找到哥哥。但是迪娜的父母赶来接我们了，简直太神奇了，他们竟然找到了我们。她的父亲在奇卡罗夫州的萨拉克塔什市当主治医生。在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不大的房子，我们就住在那里。睡在用板子搭成的简易床上，床垫里塞的是麦秸。我的长长的发辫让我很受罪，长过了膝盖。没有妈妈的允许，我不能剪头发。我有一个希望，妈妈还活着，她总会找到我的。妈妈喜欢我的发辫，如果我剪掉了，她会骂我的。 有一天……黎明时分……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童话里，可这是在战争期间啊。有人敲响了窗子……我坐起身，看到：我的妈妈站在那里。我一下昏迷了过去……很快妈妈就给我剪掉了长发，往头上抹了煤油，祛除虱子。 妈妈已经打听到，爸爸的学校转移到了新西伯利亚，我们就去投靠爸爸。在那里我又开始上学。从一早就学习，午饭后，我去军队医院帮忙，城市里来了许多伤员，从前线转送到了后方。我们像卫生员一样工作，把我分配到了外科，这是最繁重的科室。把旧床单发给我们，我们撕扯开做成绷带，缠好，然后送到无菌室里消毒。我们清洗旧绷带，有时从前线上运回这样的绷带，用筐子装着，堆到院子里。它们血渍斑斑，粘满脓水…… 我生长在医生家庭，到战争前都梦想，将来一定当一名医生。让去手术室——那我就去手术室。别的小女孩都害怕，而我无所谓，只是感到能帮大人的忙，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上完课，我就飞快地跑到军队医院，为了不迟到，总是按时到达。我记得，我有几次昏倒在了地上。医生打开伤口，一切都粘连在了一起，伤员叫喊着……还有好几次我因为绷带的气味而呕吐，绷带的气味非常浓重，不是药味，而是……其他的什么味道……陌生的、令人窒息的……死亡的气息……我已经知道了死亡的气味……有许多女孩子离开了，不能忍受这些。她们为前线缝制手套，有的人会编织，就走了。而我不能离开医院——我怎么能够离开呢？如果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的妈妈——是一名医生。 但是，我哭过很多次，当伤员死去的时候。他们死的时候，呼喊着：“医生！医生！快点！”医生跑过去，可是却救不了他，送到外科的都是些重伤员。我记得有一位中尉……他向我要一个热水袋。我给他放好热水袋，他抓住了我的手……我不能挣脱开……他把我的手拉到自己跟前，握着我的手，竭尽全力地抓着。我听见他心跳停止的声音，跳着，跳着，停止了…… 在战争期间，我知道了那么多事……比我一辈子知道的都多…… “我跟着姐姐——上士薇拉·列契金娜上了前线……” 尼古拉·列契金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机械师。 家里一片沉寂……家变小了…… 哥哥们立刻就应征入伍了。薇拉姐姐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，1942年3月，她也去了前线。家中只剩下了我和小妹妹。 亲戚把我们转移到了奥尔洛夫州。我在农庄里干活，已经没有男人了，所有男人该干的活计都落在了像我这样的少年肩上。我们代替了男人——我们大都在九岁到十四岁之间。我第一次去耕地。女人们从自己的马身边站起来——把我赶到了一边。我站着，等着，希望过来个人教给我，可是她们沿着第一条犁沟过去了，又从第二条犁沟返回来了。而我，还是一个人。那我就自己来吧，在一条犁沟旁，沿着它走，于是我追赶上了她们。从早晨起，我就到田野里干活，晚上，我和男孩们去放牧。我放马，叫马吃夜草。一天如此，第二天如此……第三天去耕地，耕啊耕啊，我就累得病倒了。 1944年，薇拉姐姐受伤后从医院里回家待了一天，她来看望我们。早晨，人们赶着马车把她送到了车站，我步行追赶上她。在火车站，一名士兵不允许我进车厢：“你和谁来的，小男孩？”我没有惊慌失措，回答：“和上士薇拉·列契金娜。” 于是，他们就让我上了前线…… “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……” 瓦丽娅·科日阿诺夫斯卡娅，十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童年的记忆……童年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恐惧，或是某些美好的东西…… 我们的家离军队医院不太远。医院被炸了，我看见，伤员们连同拐杖一起从窗口跌落下来。我们的房子也着火了……妈妈冲进火海，叫喊着：“我要拿些孩子的衣服。” 我们的房子烧毁了……我们的妈妈也烧死了……我们跑过去追她，人们赶上我们，紧紧抓住：“孩子们，妈妈已经救不出来了。”人们往哪里跑，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跑。死尸遍地……许多受伤的人在呻吟，请求帮助。可是，谁能帮他们呢？我吗——十一岁，妹妹——九岁。我和她走散了…… 我们是在明斯克郊外的奥斯特罗什茨基镇的孤儿院重逢的。战前，父亲曾经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参加少先队夏令营。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德国人把夏令营改造成了孤儿院。一切既熟悉又陌生。那些天我们一直在痛哭，一直在流泪：我们都失去了父母，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。保育员都是些上年纪的女人，规规矩矩的德国人。过了一年……我觉得，是过了一年……开始从我们中选人送到德国去。他们不是按照年龄挑选，而是按身高，我呢，很倒霉，个头高高的，就像父亲，而妹妹，像妈妈，个头很小。开来了几辆汽车，周围都是持枪的士兵，把我们赶上车，妹妹叫喊着，被人拽到了一边，向脚下射击。不让她靠近我。就这样，我们又被分开了…… 车厢。挤得满满当当的……整个车厢里都是孩子，没有一个超过十三岁的。第一次我们停靠在了华沙。没有人给我们水喝，没有人给我们东西吃，只有一个不知是谁的老头走进车厢，带着一口袋卷着的纸条，上面用俄语写着祈祷词“我们在天上的父”，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这样的纸条。 过了华沙后，火车又行驶了两天。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检疫站的地方。所有孩子都被脱光了衣服，一丝不挂，不论是男孩、女孩，站在一起，我因为害羞，哭了。女孩们想挤到一边，男孩子们想到另一边，但是被他们轰赶到了一堆，赶到水龙头下……水冰凉冰凉的……散发着陌生的气味，后来再也没有闻到过，我不知道里面添加了消毒药剂。什么都顾不上了：眼不是眼，嘴不是嘴，耳朵不是耳朵——给我们一个个进行体检，然后发给了我们和病号服一样的条纹裤子和上衣，脚上穿的是木制的凉鞋，胸前都挂着一个写着“Ost”的小铁牌。 他们把我们赶到外面，排成一列像尺子一样笔直的横队。我想，这是要把我们运送到哪里去吧，可能是去某个集中营，后面有人小声说：他们要把我们卖了。一个年老的德国人走过来，选中了我和另外三个女孩，给了我们些钱，指了指铺着麦秸的大车：“你们坐到上面去！”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田庄……一栋非常高大的房子，环绕四周的是一座古老的公园。我们住进了板棚，一半的地方养着十二条大狗，另一边，就是我们。我们立刻被命令到田间去干活——收拾那些石头，别让它们弄坏了犁和播种机。需要把石头码到一边，码得整整齐齐。可我们穿的是木凉鞋，弄得脚上泥泞不堪。给我们吃的都是馊臭的面包和脱脂的牛奶。 有一个小姑娘没有坚持住，死了。她被放到马背上，驮到了森林里，什么也没有穿，直接就这样埋了。木凉鞋和条纹上衣带回了庄园。我记得，她的名字叫奥丽娅。 那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德国人，他为主人喂狗。他俄语说得很差，可经常对我们说，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住：“挺住，希特勒完蛋，俄国人胜利。”他走到鸡笼子前，偷几个鸡蛋放在帽子里，藏在自己的工具箱中——他在庄园里还做木匠活儿。他手里拎着斧头，像是去干活的样子，把箱子放到我们身边，观察着四周，冲我们挥手，让我们快点把鸡蛋吃掉。我们喝完鸡蛋，把蛋壳埋进土里。 两个塞尔维亚小男孩招呼我们过去，他们也在这个庄园里干活。和我们一样，当奴隶。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……他们说，他们有个计划：“我们应该逃跑，不然的话都会死，像奥丽娅一样，埋到树林里，再把我们的木凉鞋和上衣拿回来。”我们很害怕，但是他们向我们保证。是这样的……庄园后面有一片沼泽地，早晨我们悄悄靠近了那边，然后跑走了。我们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，向着东方。晚上我们就钻进灌木丛中，睡着了，大家都很累。早晨睁开眼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青蛙的叫声。我们起身，用露水擦了把脸，又向前走。走了没多久，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公路，应该穿越过去，对面就是茂密而美丽的森林。我们就能得救了。一个男孩趴下，观察着公路，喊叫了一声：“快跑！”我们都跑到公路上，可是从森林里迎面开出来一辆装着武器的德国汽车。敌人迅速包围了我们，开始痛打那两个男孩。 奄奄一息的他们被扔上汽车，让女孩们坐到旁边。敌人说，他们会好的，而你们会更好，俄国猪。他们从铁牌上知道，我们是从东边来的。我们都吓坏了，甚至都没有哭。 我们被带到了集中营。在那里，我们看见：孩子们坐在麦秸上，全身爬满了虱子。麦秸是从田间弄来的，通电的铁丝网外面就是麦田。 每天早晨敲打着铁门，走进来一位微笑的军官和一位美丽的女人，她用俄语对我们说：“谁想喝粥，快到院子里站队。给你们开饭了……” 孩子们站起来，争先恐后地挤着，大家都想喝粥。 “只能给二十五个人吃，”女人清点着人数，“别吵，剩下的人等明天吧。” 我开始的时候信以为真，和小孩子们一起跑过去，推搡着，后来害怕地想：“为什么那些被带去喝粥的人都没有回来呢？”我坐在铁门下最靠近入口的地方，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少，女人还是没有发现我。她总是站在门口，背对着我清点人数。这持续了多长时间，我说不清楚。我觉得……当时我已经失去了记忆力…… 在集中营里，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，一只蜘蛛。我心想：哪怕能找到一条虫子也好啊。但是，它们都不在这里生活…… 有一天，我们听到喧哗，叫喊，射击声。有人敲打着铁门——我们的士兵冲进了我们的牢房，叫喊着：“孩子们！”把我们抱到肩头，搂在怀里，一人抱几个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分量，很轻。亲吻着，拥抱，哭泣，把我们带到了外面…… 我们看到了焚尸炉的黑烟囱…… 我们被治疗了好几个星期，给我们吃喝。人们问我：“你几岁了？”我说：“十三岁……”“啊，我们都以为你也就八岁。”当恢复了健康，我们被带回了太阳升起的地方。 回家了…… “白衬衫在黑暗中远远地发着光……” 叶菲姆·弗里德连德，九岁。 现在是硅酸盐产品联合工厂副经理。 童年结束了……在第一次枪声中结束了。我身体里住的还是一个小男孩，但是在他身旁的却已经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了…… 战争前，我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可如今恐惧感立刻消失了。那些据说坐在壁炉后面的妈妈的家神们，我已经不相信了，她也想不起他们来了。我们乘坐着大车离开了霍基姆斯克，妈妈买了一筐苹果，放在我和妹妹跟前，我们就吃这些苹果。轰炸开始了，妹妹的手里有两个漂亮的苹果，我们为了这两个苹果争执起来，她不给我。妈妈骂我们：“快藏起来！”可我们还在争抢苹果。直到我请求妹妹：“哪怕给我一个也好，要不然把我们打死了，我都来不及尝。”于是，她给了我一个，最漂亮的。此时，轰炸停止了。我没吃这个可爱的苹果。 我们坐着大车，我们的前面走着牲口群。从父亲（战争前他是霍基姆斯克“畜牧采购站”的经理）那里得知，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奶牛，而是种畜，它们都是花了大价钱从国外购进的。我记得，父亲当时不能给我解释清楚，一大笔钱到底是多少，后来他举了个例子，每头牛的价格相当于一台拖拉机的价格、一辆坦克车的价格。既然是坦克，也就是说，那肯定是很多钱了。我们都很珍惜每一头奶牛。 可以说，我是生长在一个畜牧技术家庭的，我很喜欢动物。连续轰炸过后，我们没有了马车，我走在牲口群的前面，我在自己的屁股上绑了一条绳子。奶牛们有很长时间不能习惯轰炸，它们体型沉重，不习惯走很长的路，它们的蹄子都开裂了，疲惫至极。枪炮袭击后，很难再把它们赶到一起。但是，如果一头公牛走到路上，其他的牛都会跟在它的身后。而这头公牛最听我的话。 深夜的时候，母亲不知在哪里为我洗干净了白色的衬衫……到黎明的时候，突然听到：“快起来！”——上尉图尔钦叫喊着，我们的队伍由他率领。我穿上衬衫，驱赶着公牛，往前走。突然我想起来，我一直穿着的都是白色衬衫。在黑暗中它会发光，从老远就能看见。我和公牛躺在一起睡觉，就在它的前腿边——这样会暖和一些。瓦西卡从来都不会第一个起来，它等着，当我起身后，它才会动。它能感觉出，它身边是一个小孩子，可能会碰疼他。我和它躺在一起，从来不用担心。我们步行到了图拉，将近一千公里，走了三个月，大家已经是在光着脚走路，全身的衣服和鞋子都破烂不堪了。留下来的牧人也很少。奶牛的乳房膨胀，来不及给它们挤奶。乳房胀痛，奶牛就站在你身边，看着你。我的双手都酸痛了，一天要给十五到二十头奶牛挤奶。现在那一幕幕场景好像就在眼前：前腿炸断的奶牛卧在道路上，从青紫的乳房里流着奶水。它看着人们，等待着。战士们停下来——端起枪：要开枪打死它，好让它别再受罪。我请求他们：“请等等……” 我走向前，把牛奶挤到地上。奶牛感激地舔着我的肩头。“呶——”我站起身，“现在你们开枪吧。”我远远地跑开，不想看见…… 在图拉听人们说，被我们轰赶来的这群奶牛要送到肉联厂去，没地方养着它们。德国人已经靠近了城市。我穿上白衬衫，去和瓦西卡告别。公牛冲着我的脸沉重地喘息着…… 1945年8月……我们返回了家园。快到达奥尔沙的时候，那一刻我正站在窗口旁。妈妈走过来打开窗子。妈妈说：“你闻到我们沼泽地的气味了吗？”我很少哭，可当时我大哭了起来。在撤离的时候，我在梦里甚至梦见收割沼泽地里的干草，把干草堆成草垛，等它们晒干了以后，散发着芳香的味道。故乡沼泽地中的干草散发出的芳香和哪里的都不一样。我以为，只有在我们那里，在白俄罗斯，沼泽地里的干草才会散发出这样浓郁的芳香，这芳香到处伴随着我。我甚至在梦中都能够闻到。 胜利日那天，邻居科里亚叔叔跑到街上，向着天空开枪。男孩们围住他：“科里亚叔叔，给我！”“科里亚叔叔，给我！” 他挨个儿给了所有的孩子们。于是，我平生第一次开了一枪…… “妈妈倒在我刚刚擦洗过的干净地板上……” 玛莎·伊万诺娃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师。 我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。所有人都互相关爱…… 我的父亲参加过内战，从那时开始就一直穿着军装。他领导着我们的农庄，农庄的经济一直位于前列。当我开始认字读书的时候，他给我看《真理报》的剪报，上面有介绍我们农庄的文章。作为优秀的农庄领导，父亲在战前被派去参加农业成果大会和莫斯科的农业博览会。他给我带回来漂亮的儿童书和一铁盒巧克力糖果。 我和妈妈都非常爱爸爸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们，爱我和妈妈。也可能，是我想美化一下我的童年吧？但是战争前的所有记忆都是愉快和美好的。因为……这是我的童年，真正的童年…… 我想起了那些歌曲。当女人们从田间回家时，一路歌唱。太阳落到了地平线，从山的后面还传过来她们的歌声： 到了回家的时候。回家吧。天空中染红了晚霞…… 我迎着歌声跑出去——那其中就有我的妈妈，我听得出她的声音。妈妈把我抱起来，我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，然后跳下来，跑在她的前面，而歌声追赶着我，充满了整个世界——那么快乐，那么美好！ 这样幸福美好的童年之后……突然……立刻就是战争！ 战争一开始，爸爸就走了……他被留下来参加地下斗争。他不住在家里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他。他只在晚上才回来看我们。 有一天，我听见，他和妈妈谈话：“在公路附近炸坏了德国人的汽车……” 我被炉烟呛得咳嗽了起来，父母都吓了一跳。 “这事儿谁也不能让知道，女儿。”他们提醒我。 我变得害怕深夜。父亲来看我们，要是让法西斯分子知道了，他们会抓走爸爸，我是那么爱他。 我一直都在等着他。我躲到我们家大火炕的最深处的角落里，抱紧了奶奶，但是害怕睡着，所以我睡一会儿，时常会醒来。暴风吹着烟囱，小风颤抖着，吱吜作响。我有一个念头：不能睡过去，睡着了就不知道爸爸回来了。 突然，我开始感觉到，这不是暴风在叫唤，而是妈妈在哭泣。我发烧了，伤寒，半夜三更时父亲回来了。我第一个听见了，叫醒奶奶。父亲很冷，而我在发烧，他坐在我身边，不能走。他很疲惫，变得苍老了，但是他让人那么亲近。出人意料地传来了敲门声。重重的敲门声。父亲甚至没来得及脱下羊皮袄，伪警察就闯了进来。把他拉到了外面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他向我伸出手，被敌人用步枪把他的手打开了。敌人敲打着他的头。 我光脚在雪地上跟着他跑，直跑到河边，叫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奶奶在家里祈祷：“上帝在哪里？上帝躲到哪里去了？” 他们杀死了父亲…… 奶奶不能忍受这样的痛苦。悄悄地哭，哭啊哭，过了两周，就死在了炕上，我就睡在她的身边，我搂着死去的她。家里再也没有别人了，妈妈和弟弟躲藏到了邻居家。 爸爸死了之后，妈妈也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整天不出家门，只说爸爸的事，很快就疲倦了。而在战争前，她是个斯达汉诺夫36式的劳动者，做什么都是走在前列。她几乎忘记了我的存在，可我一直努力试图让她看到我。我想方设法让她变得高兴起来。但是，只有当我们一起回忆爸爸的时候，她才会变得有些生机。 我记得，那些幸福的女人跑过去，喊叫着：“从邻村派了一个小伙子，骑着马来送信儿——战争结束了。很快我们的男人就要回家了。” 妈妈倒在了干净的地板上，我刚刚擦洗过的地板上…… “上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些？他是怎么想的……” 尤拉·卡尔波维奇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司机。 我看到了，那些不能看的……人类不能看的。可我当时还很小…… 我看见过，一个士兵奔跑着，就像腿打了绊子，他摔倒在地，久久地抓着泥土，拥抱它…… 我看见过，我们的战俘被押送着穿过村子。一列长长的队伍，穿着撕烂或者烧破的裤子。他们深夜停留过的地方，树皮都被啃了。敌人把死马扔给他们当食物，他们把它撕烂了吃。 我看见过，深夜德国鬼子的军用列车颠覆了，着火了，早晨他们让那些在铁路上工作的人都躺到铁轨上，火车头从他们身上辗了过去…… 我看见过，把人像牲口一样套在四轮马车上。他们的脊背上印着黄色的星星，敌人用鞭子驱赶他们，快活地驾驶着他们奔驰。 我看见过，敌人用刺刀杀死母亲手中的孩子，扔到火里，投进井里……没有轮到我和妈妈…… 我看见过，邻居家的狗在哭泣。它蹲在邻居家房子的灰烬里，孤零零的。它有一双老年人的眼睛…… 可我当时还很小…… 因为经历了这些，我长大了……我长成了一个忧郁而多疑的人，我的性格很孤僻。当有人哭泣时，我不会怜悯，相反，我会轻松些，因为我自己不会哭泣。我结过两次婚，两次妻子都离我而去，任何人都不能和我待得长久，很难爱上我。我知道……我自己都知道…… 许多年过去了……现在我想问：上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些？他是怎么想的…… “这世间——让人百看不厌……” 柳德米拉·尼卡诺罗娃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。 我想回忆一下……我们是不是在战争前就在说战争了？ 广播里播放着歌曲：《如果明天就是战争》《我们的装甲车坚固，坦克飞快》。孩子们可以安心地入睡…… 我们一家住在沃罗涅什。我童年的城市……学校里的许多教师都是老知识分子，有很高的音乐艺术水准。我们学校有儿童合唱团，我也参加了，在市里享有极高的声誉。据我所知，大家都非常热爱戏剧。 我们是移居来的军人家庭。带有走廊的四层楼房，夏天院子中盛开着金合欢。在楼房前的花坛里我们经常玩耍，那有地方可以捉迷藏。我很幸运父母都健在。爸爸是军队干部。整个童年，我的眼前都是他的军装。妈妈的性格温柔，有一双巧手。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。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，很固执、任性，同时又很羞怯。我在“红军之家”学习音乐，练习合唱。每逢星期天，唯一的爸爸不忙的一天，他喜欢和我们一起在城市里散步。我和妈妈需要走在他的左侧，这样爸爸好和遇到的军人随时打招呼，行举手礼。 他还喜欢和我一起读诗，特别是普希金的： 学习吧，我的儿子：科学为我们缩短快速生活的经验……37 那个六月的一天……我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女伴去“红军之家”的花园看戏，演出定在十二点开始。我们看见：大家都在听广播喇叭，它被固定在电线杆上。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不安的神色。 “你听，战争爆发了！”女伴说。 我飞奔回家。闯进屋门。房间里一片安静，妈妈没在家，爸爸正在有条不紊地对着镜子刮胡子，他的一边脸上还粘着肥皂沫。 “爸爸，打仗了！” 爸爸冲我转过身，继续刮胡子。我看见他的眼睛中有一种陌生的神情。我记得，墙上的有线广播喇叭被关闭了。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，为了延迟我和妈妈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。 生活瞬间改变了……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些天爸爸是不是在家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市里召开了全民会议：如果房子着火的话，怎么样扑火。如何在晚上关好窗户——城市里晚上应该看不到灯光。食品摊消失了，出现了食品供应证。 那个最后的夜晚来临了。它完全不像我如今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：眼泪、拥抱，跳上开动的火车。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一切经过是这样的，爸爸仿佛是收拾行装去演习一样。妈妈为他整理好行李，已经为他缝好了活领子，野战领章，检查了纽扣、袜子和手巾。爸爸拽了拽大衣，好像是我在拉着它。 三口人一齐到了走廊里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此刻，家里所有的门除了大门，都已经关上了，为了走到院子里去，我们不得不从第一层上到第二层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重新下楼。街上一片黑暗，总是非常认真的爸爸说道：“别再往前送我了。” 他拥抱我们：“一切都会好的。别担心，姑娘们。” 他就这样走了。 他从前线寄回来几封信：“很快我们就胜利了，到那时我们就会过上另外的一种生活。我们的柳德米拉奇卡38近来表现怎么样？”我想不起来，到9月1日之前我都做了些什么。当然，有一次我让妈妈着急了，因为我没打招呼就去了女伴家很长时间。防空警报响起来，可以说，像平常一样。人们很快就习惯了：没有跑到防空工事去，而是都待在家里。有好几次防空警报响起时，我正好在市中心的街道上。我跑进商店，或者是楼道——不顾一切。 传言四起。但它们都没有留在记忆里。在我童年的头脑中……妈妈在军队医院里值班。每天都会有拉着伤员的火车到来。 最令人吃惊的是什么——货摊上又出现了商品，人们可以购买。我和妈妈那几天商量：要不要购买一架钢琴呢？最后决定暂时先不买，等爸爸回来再说。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笔大花销。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，我们开学了，就像平常一样，9月1日开学了。而爸爸那里，整个八月都没有一点音信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等待着。尽管已经听说了这样的一些词语，像“武装”和“游击队”等等。月末的时候，我们被告知：随时准备撤离。我们知道了确切的日期，好像是，要在一个昼夜就走。妈妈们受罪了。但我们仍然坚信，离开一两个月，在萨拉托夫的某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会回来。打好包袱，装进去被褥，整好行李，收拾好餐具和装衣服的箱子。我们都准备好了。 在路上我记得这样一幅画面：没有吹哨子，我们的火车就开动了，我们从火上端起锅，来不及熄灭，就赶紧上了火车，穿过路基——带起一道火链。火车抵达了阿拉木图，然后返回了奇姆肯特。就这样来来回回，往返了好几次。最终，拖着缓慢速度，拉着沉重的物资，我们到了后方。 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土坯房……就仿佛走进了东方的神话里……一切都色彩鲜艳，非同寻常。我非常感兴趣。 可是，当我发现妈妈的第一根白发——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开始努力让自己成熟起来。妈妈的一双巧手啊！我不知道，还有什么她不会的。妈妈真是有远见，在最后时刻，她搬起缝纫机（没有箱子，包在枕头里），扔到了启动的列车上。缝纫机——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每到深夜妈妈都悄悄地缝制衣服。我的妈妈睡过觉没有？ 从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冰雪皑皑的天山峰顶，春天的时候——整个草原因为盛开的郁金香而变成红色，秋天的时候，葡萄、香瓜都成熟了。但是拿什么买呢？！还在打仗！我们寻找我们的爸爸！三年时间里写了几十封问询的信：往军队司令部、野战邮局一百六十号、国防人民委员会、位于布古鲁斯兰的红军干部总局……得到的回复都是：“在死亡和伤员名单中没有发现这个姓名……”既然没有——我们就等待吧，等啊等啊，满怀希望。 广播里开始播放愉快的消息。我们的军队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，奥尔沙也解放了。这是妈妈的故乡。那里住着外婆和妈妈的姐妹们。沃罗涅什也解放了……但是如果爸爸不在，沃罗涅什对我们来说就像陌生的地方一样。我们去投奔外婆。都是坐在火车的过道里——从那儿进入车厢——五个昼夜我们都是坐在那里…… 在外婆家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守着俄式炕炉。去学校上课时要穿着大衣，许多女孩的大衣都是用军大衣缝制的，而男孩们直接穿着军大衣。清晨，听到广播喇叭里传出来：胜利啦！当时我十五岁……我穿上爸爸战争前给买的礼物——毛线上衣和高跟新鞋，去上学。我们很珍爱这些东西，它们都提前考虑到了我会长身体，如今我长大了。 晚上我们坐在桌子前，桌上摆着爸爸的相片和一卷破损的普希金的诗集……这是他送给自己的未婚妻——我的妈妈的礼物。我想起来，我和爸爸一起读过这些诗句，当他因为什么事特别高兴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这世间——让人百看不厌。”他总是在高兴的时候重复这句诗。 我不能想象这样可爱的爸爸已经不在人世…… “他们带回来又细又长的糖果，像铅笔一样……” 列昂尼达·别拉娅，三岁。 现在是一名熨衣工。 三岁的孩子是不是记得些什么事吗？我这就回答您…… 有三四个画面我记得绝对清清楚楚。 …… 房子后面，一些陌生的叔叔在草地上做操，在河里游泳。他们跳高，叫喊，大笑，相互追逐，就像我们乡间的男孩子们。妈妈刚放下我，我就往他们那里跑，妈妈就吓得大叫，不允许我出家门。对于我的提问：“这些叔叔是什么人？”她惊慌地回答：“德国人。”别的孩子都跑到河边，带回来些又细又长的糖果……他们给我吃…… 这些叔叔白天列队在我们的街道上走来走去，开枪打死了所有冲他们叫唤的狗。 此后，妈妈禁止我白天到街上去。整个白天我都和猫待在家里。 …… 我们不知往哪里跑……露水冰凉。外婆的裙子一直湿到了腰部，我的裙子和头也都是湿漉漉的。我们躲藏到森林里，我裹在外婆的上衣里擦干了身体，吸干了裙子。 邻居中有人爬上了树。我听见他说：“着火啦……着火啦……着火啦……”翻来覆去只有这一句…… 我们回到了村子。在原先房子的位置——只剩下一堆没有烧尽的黑木头。在邻居家住的地方，我们找到了一把梳子。我认识这把梳子，是邻居家名叫安妞特卡的小姑娘的，她用这把梳子给我梳过头。妈妈不能回答我，她和她的妈妈在哪里？为什么她们没有回来？我的妈妈捂着胸口。我记得，安妞特卡给我从叔叔们——快活地在河里洗澡的叔叔们那里，带来过又细又长的糖果。那么长，就像铅笔一样……非常好吃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……她长得非常漂亮，他们给她的糖果总是很多，比别人都要多。 深夜，我们把双脚伸进灰烬里取暖，睡觉。灰烬那么暖和，那么细软…… “箱子大小正好和他差不多……” 杜妮娅·卡鲁别娃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挤奶工。 战争还在进行……可是得去耕地…… 妈妈、姐姐和哥哥去了田野，要种亚麻。他们出了家门，过了一个小时，时间不是太长，女人们就跑来叫喊着：“杜妮娅，你们家人被打死了，躺在田野里……” 妈妈躺在口袋上，从口袋里撒落了一地的种子。口袋上有许多枪眼儿…… 只剩下了我和自己的小外甥。我的姐姐不久前刚刚生下孩子，她的丈夫参加了游击队。就这样，剩下了我和这个小男孩…… 我不会挤牛奶。奶牛在牲口棚里叫唤着，它也觉出来，女主人没了。我家那只狗也整晚叫个不停，还有那头奶牛…… 小婴儿往我怀里钻……想吃奶……我想起来，姐姐怎么奶孩子……我把自己的奶头给他，他吮吸着，吮吸着，睡着了。我没有奶水，可是他累了，折腾累了，就睡着了。他在什么地方得了感冒？怎么病了？虽然在家里最小，但是我也明白了。他咳嗽，一直不停地咳嗽。没有吃的，奶牛已经被伪警察们抢走了。 男孩死了。他呻吟着，抽搐着，死了。我听见：周围一下变得死寂。我掀起破布，看见他全身漆黑地躺着，只有小脸庞是苍白的，干净的。苍白的小脸，全身都是黑色的。 深夜，漆黑的窗户。我去哪儿？我要等到天亮，等到早晨再去叫人。我坐着，哭着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甚至这个小男孩也没了。天渐渐亮了，我把他放进了一个小箱子里……我们家保存着一个爷爷的小箱子，里面存放各种工具，不大的箱子，像个包裹。我担心，会有猫或者老鼠啃咬他。他那么小小地躺着，比活着的时候，还要小。我用干净的毛巾包裹起他来，亚麻的毛巾。我还亲吻了他。 小箱子大小正好和他差不多…… “我怕做这样的梦……” 列娜·斯塔罗沃伊托娃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粉刷工。 我的记忆中残留着一个梦……一个梦…… 妈妈披上自己的绿大衣，穿上皮靴，把六个月大的妹妹裹在暖和的被子里，出去了。我坐在窗户旁，等着她。突然，我看见：路上有几个人被押解着走来，其中就有我的妈妈和妹妹。在我们家附近，妈妈转过头，看了看窗口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。一个法西斯分子用枪托打她……打得她弯下了腰…… 傍晚，我的姨妈——妈妈的妹妹来了……她哭得很伤心，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称呼我是：孤儿，孤苦伶仃的孩子。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词…… 深夜我做了个梦，好像看到妈妈在点燃炉子，火焰烧得明亮，我的妹妹在哭。妈妈招呼我……可是，我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我听不到。我在惊恐中醒来：妈妈叫我，我却没有答应。妈妈在梦里哭……我不能原谅自己，让她那样伤心地哭。我很长时间都在做这个梦……翻来覆去地做同一个梦。我想……我怕再做这样的梦…… 我甚至连妈妈的一张照片也没有。只有这一个梦……在哪里都不能再看见我的妈妈了…… “我希望妈妈就我一个孩子，只宠爱我……” 玛丽娅·普赞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人。 请原谅，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……我不能……我……我就不能看别人的眼睛…… 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奶牛从牲口棚里赶出来，把人们关到了里面，其中就有我们的妈妈。我和弟弟蹲在灌木丛里，他两岁，他没有哭。我们家的狗也和我们坐在一起。 早晨回到家里，房子还在，可是妈妈没了。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剩下了我们。我去打水，还要生炉子，弟弟想吃东西。我们的邻居在水井的吊杆上被吊死了。我转身去村子里的另一眼水井，那里有一眼泉水井，水非常好，非常甘甜。那里也吊着人，我担着空水桶回了家。弟弟哭了，因为他很饿：“给我面包，我要吃面包。”我咬了他一口，让他别再哭了。 就这样我们生活了好几天。村子里就我们两个人。那些躺着的或是吊着的都是死人。我们不怕死人，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人。后来，我们遇到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我们开始哭：“我们要和您一起住，我们自己很害怕。”她把我们抱上雪橇，带回了自己的村子。她有两个男孩，再加上我们两个。就这样我们一起生活，直到我们的战士到来。 …… 在保育院，人们送给我一条橙黄色的裙子，上面还带着小口袋。我太喜欢它了，我请求人们：“要是我死了，请给我穿上这条裙子再埋葬我吧。”妈妈死了，爸爸死了，我很快也会死的。我一直等待着，久久地等待着，等着什么时候自己死。每当我听到“妈妈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我总会哭。有一次，不知为什么事他们骂了我，让我在墙角罚站，我从保育院里逃了出来。我逃跑了好几次去寻找妈妈。 我不记得自己的生日……他们告诉我：选自己最喜欢的日子，想是哪天就是哪天。喏，你最喜欢哪一天？我喜欢五月节。“但是，”我心想，“如果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五月一日出生的，或者五月二日，谁也不会相信，如果我告诉他们，五月三日，这一天倒像是真的。”人们把我们街区里过命名日的孩子集合到一起，给我们布置好节日礼桌，上面放满了糖果和茶水，还送给了我们各种礼物，给女孩子的是裙子之类的，给男孩子的是衬衫。有一次，有位陌生的爷爷来到了我们保育院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煮鸡蛋，分给大家。他为我们大家做了好事，他自己也很高兴。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…… 我已经大了，可是没有玩具的话还会感到孤单。躺下睡觉的时候，大家都睡着了，我会从枕头下面掏出几根羽毛，一根根地仔细欣赏。我是我最喜欢的游戏。如果我生病了，躺在床上，我就会想妈妈。我希望妈妈就我一个孩子……好让妈妈只宠爱我一个人。 好久我都没有长个儿……我们所有在保育院里的孩子都发育得很慢。我想，也许是伤心的缘故吧。我们没有长大，因为很少听到温柔的话语。没有妈妈陪伴不会长大…… “他们没有沉下去，像皮球一样……” 瓦丽娅·尤尔凯维奇，七岁。 现已退休。 妈妈盼望有个男孩……爸爸也希望有个男孩。可是却生下了个姑娘…… 但他们仍然想生个男孩……我虽然是个女孩，可生下来却像男孩子一样。父母给我穿的是男孩的衣服，理着男孩一样的短发。我也喜欢男孩们的游戏：哥萨克斗土匪，打仗，耍大刀。我特别喜欢玩“打仗”的游戏。我认为，我自己非常勇敢。 在斯摩棱斯克的郊外，拉着我们疏散人员的车厢完全被炸毁了。我们幸免于难，被人从火车的碎片下拖了出来。我们到了一个村庄，正好赶上那里开始打仗。我们蹲在不知谁家的地窖里，房子坍塌了，把我们掩埋了起来。当战斗平息下来，我们勉强从地窖里爬出来，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就是汽车。几辆行驶的小汽车，上面坐着一些微笑的士兵，他们都穿着黑亮黑亮的雨衣。我不能表达出那种感觉，其中有恐惧，也有某种病态的好奇。汽车穿过村庄，消失了。我们这些孩子跑去看，村子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到了田野里，一幅恐怖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，整片黑麦田都被打死的人盖满了。也许，因为我具备了不是一般女孩的性格，所以看到这些我没有害怕，尽管这是第一次看到。他们全身漆黑地躺在那里，那么多人，让人无法相信，这是一些人躺在这里。这是战争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……我们浑身发黑了的士兵…… 我和妈妈返回了维捷布斯克。我们的房子被烧毁了，但是奶奶在等着我们……一家犹太人收留了我们，两位病得很厉害，但是非常善良的老头。我们一直都很担心，因为城里到处都贴着告示，上面说，犹太人应该住到隔离区，我们请求他们，不要走出家门。有一天，我们没在家……我和妹妹到一个地方玩，妈妈不知去了哪里。还有奶奶……当我们都回到家，看到一个纸条，主人去了隔离区，他们担心我们受连累，我们应该活下去，而他们已经很老了。城里颁布了命令：俄罗斯人如果知道犹太人藏身在哪里，应该进行举报。不然的话，也会被枪毙。 我和妹妹读了这个纸条，跑到德维纳，那个地方没有桥，用船把人们运送到那里去。河岸让德国人封锁了。我们眼睁睁看着，把那些老头、孩子装到了船上，小船行到河中心，就被推翻了。我们找了好久，没有看到我们的老头。我们看见，一家人坐上了小船——有丈夫、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当小船翻了的时候，成年人立刻沉到了水底，而孩子一直在漂浮。法西斯分子们笑着，用船桨拍打他们。他们在一个地方击打孩子，孩子漂到了另一边，他们就追过去，继续击打。他们也不沉底，像皮球一样…… 四周一片寂静，也许，是我的耳朵聋了，我觉得，一切都变得死寂，鸦雀无声。突然在这寂静中响起了大笑声。一个年轻的、发自肺腑的笑声……我们旁边站了几个年轻的德国人，目睹了这一切，他们笑着。我不记得，我和妹妹是怎么回到家的，我是怎么才把她扯走的。当时，很明显，孩子们一下子长大了，她才三岁，就都明白了，一言不发，也没哭泣。 我曾经害怕上街，当我走在废墟里，我觉得自己比平时还要平静一些。有天深夜，德国人闯进了我们家，开始拉扯我们，让我们起床。我和妹妹睡在一起，妈妈和奶奶在一起。德国人把我们驱赶到街上，不让带任何东西，而当时已经入冬了，我们被装上车，拉到了火车站。 阿里图斯——立陶宛的一座城市叫这个名字，过了几周我们到达了这里。在车站上，我们被命令排成了长队，我们路上遇到了几个立陶宛人。显而易见，他们知道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，一位女士走近妈妈，说：“要把你们带到死亡集中营去，把自己的姑娘给我吧，我救救她。如果你们还能活着，你们会找到她的。”妹妹长得很漂亮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她。但是，什么样的母亲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呢？ 在集中营里，他们立刻把奶奶带走了。他们要把老人带到另外一个宿舍去。我们等着奶奶给我们消息，但是她失踪了。后来，不知从哪里听说，所有老人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毒气室。一天早晨，紧随着奶奶，妹妹也被带走了。这之前，几个德国人在宿舍里走来走去，登记儿童姓名，挑选漂亮的，一定要长得皮肤白皙的。妹妹的皮肤很白，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。没有登记全部儿童，只登记这样的。他们没有抓走我，我长得黑一些。德国人抚摸着妹妹的头，他们很喜欢她。 妹妹早晨被带走了，傍晚时才送回来。她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。妈妈问过她，但是她什么也不说。不知是他们恐吓她了，还是给她吃过什么样的药片，她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被抽了血。看得出，抽了很多血，过了几个月，妹妹就死了。她是在早晨死的，当时他们又来带小孩，她已经死了。 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奶奶，因为爸爸和妈妈去上班的时候，我一直跟她在一起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她死，一直盼望着，她还活在人世。而妹妹的死就发生在身边……她像活着一样躺在一边……还是那么美丽…… 隔壁的宿舍里住的是奥尔洛夫女人，她们都穿着皮大衣，她们的大衣都很肥大，每个女人都有好几个孩子。她们被赶出宿舍，六个人一排，敌人命令她们和自己的孩子操练队形，孩子紧紧依偎着她们。甚至还播放着不知什么音乐……如果一个女人和后面的孩子迈的步子不对，敌人就用鞭子抽打她们。敌人抽打着她，她还得往前走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她倒下，就会被枪毙，她的孩子也会被枪毙。我的胸中突然升起某种感觉，当我看见她们站起来，穿着沉重的大衣，迈开步子时…… 成年人被赶去干活，他们从涅曼河里运原木，把它们拖到岸上。许多人都死在了河里。有一次，领班抓住了我，把我也塞到去干活的队伍里。这时，从人群中跑出一个老人，他把我拉开，站到了我的位置。傍晚时，我和妈妈想去感谢他，我们没有找到他。人们说，他死在了河里。 我的妈妈曾经是一名教师。她确信“应该像人一样活着”，甚至在地狱里她也努力坚守着我们在家里的生活习惯。我不知道，她在哪里洗衣服，什么时候洗，但是，我身上穿的衣服始终是干净的，是清洗过的。冬天她用雪洗衣服，她从我的身上脱下所有的衣服，我就坐在被窝里，她就去洗。我们只有身上穿着的这件衣服。 我们仍然会庆祝我们的节日……在这天准备些什么吃的东西，一块煮甜菜，或者一个胡萝卜。妈妈尽量在这一天保持微笑。她相信，我们的战士一定会来的。基于这样的信念，我们都存活了下来。 战争结束后，我没有上一年级，而是直接上了五年级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但是性格很孤僻，很长时间都远离人们。整个一生，我喜欢孤独。人们让我感受到压力，我很难和他们相处。我内心有什么秘密，也不能和人们分享。 当然，妈妈发现了我的变化。她努力吸引我，营造节日气氛，不忘记给我过命名日。我们家不断有客人来，都是她的朋友。她称呼我的熟人都是女孩，我很难理解这一点。而她却愿意靠近人群。我想象不到，妈妈有多么爱我。 是妈妈用爱再一次拯救了我…… “我记得蔚蓝蔚蓝的天空……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过……” 彼得·卡里诺夫斯基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建筑工程师。 在战争爆发以前…… 我记得，我们学习过打仗，做过备战演习。我们学过射击，投过手榴弹，甚至小姑娘们也要学。大家都想获得“伏罗希洛夫39级射手”奖章，希望在燃烧。我们唱着《格林纳达》，歌词优美，写的是英雄去参加战斗，“为了把格林纳达的土地分给农民”，继承革命事业，全世界的革命！是的，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。这曾是我们的理想！ 童年的时候，我自己写童话故事，我很早就学会了阅读和写作。我是一个学习优秀的小男孩。依我的看法，妈妈想让我成为一名演员，而我的理想是学会飞行，穿上飞行员的制服。那个年代我们都是这样。比如，到战争开始之前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小男孩不想当飞行员或是海军的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天空，就是海洋。整个地球！ 现在你们设想一下，我们都遭遇了什么……对我们的人民……他们对我们都干了些什么，当我们看见德国鬼子进入我们的故乡，在可爱的街道上，我哭了。当夜晚来临，人们关上护窗板，关严了窗子哭泣。 爸爸去参加了游击队……穿过街道，邻居家穿上了白衬衫，他们盛情迎接德国人，为他们还拍摄了录像。 当我看到第一批我们的人被吊死，我跑回家：“妈妈，我们的人被吊到了天上。”平生第一次我害怕了天空，此后改变了对天空的看法，我开始小心谨慎地对待它。我清楚记得，人们被吊得很高很高，也可能是当时我太恐惧了。我也看到过在地上被打死的人啊？但是没有这么害怕过。 爸爸很快回来接我们……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离开了…… 一个游击小队，第二个……突然我们听见：整个森林里唱着俄罗斯歌曲。我熟悉鲁斯兰诺娃40的声音。一个小队里有一台电唱机，三四张唱片，从头放到尾，我吃惊地站着，不相信自己是在游击队员中间，这里还在唱歌。我在城市里生活了两年，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城市，我忘记了人们还会唱歌。我看见，人们是怎么死的……看见他们是多么恐惧…… 1944年，我参加了明斯克游击队阅兵式。我走在右边一排的最边上，人们让我站在这里，为了方便看到主席台。“你还没有长大，”游击队员们对我说，“你挤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注意到你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你应该记住这一天。”我们没有拍过照片，太遗憾了。我想象不出，当时我长什么样子，我真想知道啊……看一看自己的脸庞…… 我不记得主席台了，我只记得蔚蓝蔚蓝的天空，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过，我们是如此期盼它们，在整个战争期间…… “像熟透的南瓜……” 雅可夫·科罗丁斯基，七岁。 现在是一名教师。 最初的轰炸…… 轰炸就要开始了……我们往樱桃树下搬枕头，抱衣服，枕头太大了，抱着它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连自己的两条腿也被挡住，不好走路。等那些飞机飞走了，又把所有东西都搬进屋里。就这样，一天重复好几次。后来已经不再心疼什么东西了，母亲只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出房子，别的东西都扔下不管了。 那一天……我觉得，我是在爸爸讲述的基础上添加了些什么，但是许多事情我自己都记得。 早晨……雾气弥漫了院子，人们已经把牛赶出了家门。母亲叫醒我，给我一杯热乎乎的牛奶，很快我们该去田里干活了，父亲在打直镰刀的刀刃。 “瓦洛佳。”邻居敲打着窗户，呼唤着父亲。 父亲走到外面。 “我们快跑吧……德国人拿着名单在村里搜查。不知是谁把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都抄写给他们了。一个女老师被抓走了……” 他们两个人爬过菜园，爬向森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两个德国人和一个伪警察闯进我们家。 “你男人哪去啦？” “去割草了。”母亲回答。 他们在房间里搜寻了一圈，到处查看，没有动我们，就出去了。 清晨幽蓝的天空中还迷蒙着一层雾气，天很冷。我和妈妈从栅栏向外张望：一个邻居被推搡到街上，他的双手被捆绑着，还押着一位女老师……他们的双手都被绑在背后，两个人一组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被绑着的人，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母亲赶我回屋：“上屋里去，穿上衣服。”我穿着件背心站在那里，浑身颤抖，但是我没有回屋。 我们家的房子正好位于村庄的中心。敌人把他们驱赶到这里。一切都发生得很快。捆绑的人们站着，低着头。敌人按照名单清点了一遍，然后他们就被赶到了村后。有许多村里的男人和一名女老师。 女人和孩子跟在后面追赶，他们被驱赶得更快了，我们落在后面。刚跑到最后一个板棚附近，就听到了枪声。人们都一个个倒在地上，有人倒下了，有人又站起来。 他们很快就都被开枪打死了，敌人收拾一下准备离开。一个德国人让摩托车转着弯，从这些死去的人身边绕过。他的手里拎着一件沉重的什么物件……不是根粗棒子，就是摩托车的手摇柄……我不记得了……他没有从摩托车上下来，慢慢开着，砸向所有人的脑袋……另一个德国人想用手枪再补射一下，这个德国人摆了摆手，意思是不用了。所有人都走了，可他直到把所有人的脑袋都砸碎后才离开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人的骨头破碎的声音……这次让我记住了，它们噼啪作响，就像熟透的南瓜。父亲曾经用斧头砸开南瓜，我把里面的种子收集起来。 我吓得够呛，撇开妈妈，丢下所有人，一个人撒腿跑走了。我躲藏起来，不是藏在房子里，而是地窖里，母亲找了我很久。我两天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 我怕上街。我透过窗子看见：一个人搬着板子，第二个人拿着斧头，第三个人提着水桶奔跑。人们锯开木板，每家的院子里都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味，因为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放着棺材。这种气味直到如今都会从我的喉咙里冒出来，直到今天…… 棺材里躺的都是我熟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脑袋，脑袋的位置是用什么代替的，盖着白色的毛巾……能收起点什么算什么…… 父亲和两个游击队员一起回来了。一个寂静的夜晚，把奶牛赶回来了。该睡觉了，可是，母亲收拾东西准备上路，她给我们穿上衣服，我还有两个弟弟——一个四岁，一个九个月。最大的是我。我们到了铁匠铺，在那里停了下来，父亲回头看了一眼，我也回头望了一望。村庄已经不像一个村庄了，更像是一片陌生的黑森林。 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，父亲背着包袱，领着大弟弟，我跟不上他们。年轻的游击队员说：“来，让他骑到我的背上。” 他背着机关枪和我…… “我们吃了……公园……” 阿尼娅·戈鲁宾娜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画家。 每当我讲这些事的时候，我的嗓子会立刻失音……就说不出话来了…… 我们是战争结束后才到明斯克的。我是出生在列宁格勒的小姑娘，在那里忍受过封锁的煎熬。列宁格勒大封锁……当时整个城市都陷于饥饿之中，我亲爱的、美丽的城市。我的爸爸死了……是妈妈救了孩子们，战争前她就像一团火。1941年，弟弟斯拉维克出生。封锁开始的时候他多大？六个月，刚刚也就六个月大……她把这个小家伙也救活了……我们所有三个孩子……我们却失去了爸爸。列宁格勒所有人的爸爸都死了，爸爸要死得快一些，妈妈们都幸存了下来。也许，她们不应该死，要不然我们怎么办？ 当我们突破封锁，逃离列宁格勒，生活的道路把我们引向了乌拉尔，到了卡尔平斯克市，人们首先抢救的是孩子。我们学校整个转移到了后方，一路上，大家都在不停地说着吃的，说着食物和父母。在卡尔平斯克，我们立刻被放到了公园里，我们不是到公园里闲逛，而是去那里找东西吃。我们特别喜欢吃落叶松，它的茂密的松针——是那么好吃！小松树的嫩芽我们也吃过，还啃过小草。经历过封锁后，我认识了所有可以吃的野菜野草，在城市里人们吃遍了所有植物。从一开春，公园和植物园里就没有剩下一片叶子，而在卡尔宾斯克的公园里有许多酢浆草，我们都叫它“兔子菜”。这是1942年，乌拉尔也遭受了饥荒，但是总的来说不像在列宁格勒那样可怕。 在我住的保育院里，全都是列宁格勒的儿童，人们喂不饱我们，很久都不能喂饱我们。我们坐着上课，吃纸。给我们食物时很谨慎……我坐在桌边，这是早饭的时间。我看到了一只猫，活的猫……它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：“猫！猫！”所有的孩子都看见了，开始追赶它：“猫！猫！”保育员是当地人，她们看着我们，就像是在看着疯子。列宁格勒一只活猫都没剩下……一只活猫——简直是梦寐以求，足够一个月的吃食……我们说了这些事，他们都不相信。我记得，他们经常抚摸我们，拥抱我们。旅途之后，在我们没有剪掉头发之前，任何人都没有提高嗓门对我们说过话。在离开列宁格勒之前，我们都被剃成了秃瓢，男孩和女孩一样，有一些人的头发因为饥饿都掉光了。我们不玩游戏，没有跑着玩。我们坐着，看着，吃下所有东西…… 我不记得，是谁在保育院里给我们讲过德国俘虏的事……当我看见第一个德国人……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是俘虏，他们在郊外的煤矿干活。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会跑到我们的保育院里来，还是列宁格勒的孩子们住的保育院？ 我看见了他……这个德国人……他什么也没说，也没乞求什么。我们刚刚吃过午饭，很明显，我身上还有吃过的午饭的味道，他站在我旁边，闻着空气，他不由自主地蠕动着舌头，好像嘴巴里在咀嚼什么东西，他试图用手拿住它，让它停止。但是它还在动，还在动。我不忍心看到饥饿的人。绝对不能！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毛病……我跑着，招呼一个小姑娘，她还剩下了一块面包，我们把这块面包给了他。 他连声说着谢谢，谢谢。 “坦克申……坦克申……41” 第二天，他和自己的同事们又来找我们，他们都穿着笨重的木鞋，咔嗒——咔嗒……我一旦听到这种声音，就跑出去…… 我们已经知道，他们来了，甚至是在等着他们。我和那些还剩下些食物的孩子一起跑出去。我在厨房值日的时候，把自己一天的一块面包全部留给他们，晚上我把饭锅刮干净，吃些剩东西。所有女孩都会给他们留下些什么吃的，至于男孩剩下了没有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们的男孩始终处于饥饿状态，总是不够吃。女保育员批评了我们，因为发生了女孩饿昏的事，但是我们仍然偷偷地为这些俘虏留食物。 1943年，他们已经不再到我们这里来了，那一年生活变得轻松了些。乌拉尔地区的饥荒有所缓解。保育院里有了真正的面包，粥管够。但是直到如今我都不能看到饥饿的人。他是怎么看人的啊……从来不敢直视，总是看着一边……前不久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难民……又不知是哪里发生了战争，射击，枪战。饥饿的人们拿着空空的盆子排队，空洞的眼神。我记得这种眼神……我跑到了另一个房间，歇斯底里症发作了…… 撤离到后方的第一年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大自然，自然中的一切事物，唤起我们的只有一种欲望——尝一尝，看它能不能吃？只是在过了一年之后，我才看见，多么优美的乌拉尔自然风光啊。多么美丽的那些野生的枞树、高高的野草、整片稠李林，多么美丽的落日！我开始画画，没有颜料，我用铅笔画。我画了明信片，寄给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父母。我最喜欢画的是稠李花，卡尔宾斯克散发着稠李花的芬芳。 好多年了，我都有一个愿望——想重回那里一趟。非常渴望去看看——我们的保育院还有没有……房子是木头的——在新的生活中它是否还保持完整？城市公园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想在春天的时候去，那是所有的鲜花盛开的时节。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，我可以吃一大捧稠李子，甚至当它们还是绿色的时候。非常苦涩，我们就这样吃过。 封锁结束后……我知道，人可以吃一切东西。人们甚至吃泥土……在集市上有卖泥土的，卖的是炸毁焚烧后的巴达耶夫斯基粮库里的泥土，特别让人们喜欢的是洒过葵花籽油的，或者是混合着果泥烧过的泥土，这两种泥土都卖得很贵。我们的妈妈只能买到最便宜的泥土，那些泥土上放过腌鱼的大木桶，这样的土只散着咸味，里面没有盐，只有鱼的气味。 我会为鲜花而快乐，为青草而快乐……单纯的快乐……我不是很快就学会这样的…… 是战争过去了十几年的时候…… “谁要哭，就开枪打死谁……” 薇拉·日丹，十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挤奶工。 我怕男人……这是战争中落下的毛病…… 他们拿枪押着我们，走啊走，带到了森林里。他们找到了一块空地。 “不行。”一个德国人摇着头说。 继续押着我们往前走。伪警察们说：“把你们这些游击土匪埋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太奢侈了，太便宜你们了，我们要把你们扔到烂泥里去。” 他们选择了一片最低洼的地方，那里一直都有积水。他们给了父亲和哥哥铁锹，叫他们挖坑，让我和妈妈留在树下看着。我们看着，他们挖好了坑，哥哥最后叹息了一声：“唉，薇拉契卡42！……”他十六岁……十六……刚刚满十六岁…… 我和妈妈眼睁睁地看着，他们被开枪打死了……不能转过身去，不能闭眼睛。伪警察监视着我们……哥哥没有掉进坑里，在子弹射击中他往前走了几步，向前扑倒在地，坐在了坑边上。他们用皮靴把他踢进了坑中，踹进了脏泥里。最让我们害怕的，已经不是把他们打死了，而是丢进了黏糊糊的泥泞里，丢进了水里，甚至没有往他们身上盖土。他们不让我们哭，把我们又赶回了村子。 我和妈妈哭了两天，躲在家里，小声地哭。第三天，那个德国人和两个伪警察又来了，说：“你们准备去收尸吧，把自己家的土匪埋了。”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们的尸体漂浮在水坑里，那已经不是坟墓，而成了水井。我们拿的是自己家的铁锹，我们一边挖坑，一边哭泣。可是，他们说：“谁要是再哭，就开枪打死谁。要笑。”他们强迫我们笑……我低着头，他走上前来，端详着我的脸，看我是笑还是哭。 他们站着……所有年轻的男人，漂亮的男人……他们微笑着……我已经不怕这些死人了，而是怕这些活人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怕年轻的男人…… 我没有出嫁，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我担心：万一我要是生个男孩呢…… “妈妈和爸爸——金子般的词语……” 伊拉·玛祖尔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。 也许，我该说说自己的孤独？我是如何学会忍受孤独的…… 有个小姑娘，叫列娜奇卡，她有一床红色的被子，而我有一床褐色的被子。当德国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，我们就趴在地上，蒙住被子。下面是红色的，上面是我的，褐色的。我告诉女孩们，飞行员从上面看到褐色的被子，他就会以为这是块石头…… 对于妈妈的记忆只剩下了一种，就是我害怕失去她。我认识一个小姑娘，她的妈妈在轰炸中死了，她一直在哭泣。我的妈妈就把她抱在怀里，安抚她。后来……我和一位陌生的阿姨在村子里埋葬了我的妈妈……我们给她擦洗身体，她躺在那里，显得那么小，就像个小姑娘。我不害怕，我一直在抚摸她。像平常一样把她的头发和双手擦干净，她哪里受了伤，我没有发现。可想而知，是子弹伤，伤口很小。为什么我认为妈妈身上是受的子弹伤呢？因为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过到这种小子弹。当时还很惊讶：怎么用这么小的子弹就可以把那么大的人打死？甚至就连我本人，也要成千倍的、成百万倍地大于它啊。为什么我会记住“百万”这个词，因为我觉得，这是“非常非常多”的意思，多得不能计算。妈妈没有立刻死去。她在草地上躺了很久，睁开眼睛说：“伊拉，我该跟你说几句话……” “妈妈，我不想听……” 我认为，如果她对我说了她想要说的话，她就会死的。 我们给妈妈擦洗干净了，她蒙着头巾躺在那里，梳着大大的发辫。嗯——像个小姑娘……这已经是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她了。我的年龄已经比她大两倍了，妈妈当时是二十五岁。现在我的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她的外貌特别像我的妈妈。 保育院给我留下了什么？坚决断然的性格，我说话不会温柔，不会细心慎重，我不会告别。家里人都埋怨，我这个人不温情。 没有妈妈的陪伴能长成温情的人吗？ 在保育院，我想拥有自己的小碗，它就属于我一个人。我总是非常羡慕：人们都从童年时代遗留下来些什么东西，我却没有。我不能说：“这是我童年时代的东西。”我多么想说啊，有时甚至会产生遐想…… 别的女孩子都缠着我们的保育员，而我喜欢保姆。她们更像我们可爱的妈妈。保育员比较严厉，办事认真，而保姆们永远是头发散乱，衣衫不整，像家里人似的唠唠叨叨，她们会打我们一下，但一点都不疼，像妈妈一样。她们在澡堂里给我们洗澡，洗衣服，我们可以坐到她们的膝盖上，她们抚摸着我们光溜溜的身体，而这只有妈妈可以这样做，我就是这样记住她们的，她们给我们做吃的，用自己的方法给我们治好了鼻炎，为我们擦眼泪。当我们扑倒在她们怀里的时候，这已经不是保育院，更像是在家里。 我经常听见人们这样说：“我的母亲”或者“我的父亲”。我不明白，怎么能这样说呢——母亲、父亲？就像称呼陌生人似的，只能是——妈妈或者爸爸。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，我会这样叫他们：妈妈、爸爸。 这是金子般的词语…… “把她一块块地叼了回来……” 瓦丽娅·兹米特罗维奇，十一岁。 现在是一名职工。 我不想回忆……不希望回忆，永远都不想…… 我们家有七个孩子。战争之前妈妈笑着说过：“阳光照耀，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。”战争开始了——她哭了：“这样倒霉的年代，孩子们都待在家里，像豌豆一样……”尤季卡——十七岁，我——十一岁，伊万——九岁，尼娜——四岁，嘉丽娅——三岁，阿丽卡——两岁，萨沙——五个月。小婴儿还很麻烦，她还在吃奶，不停地哭。 当时我还不知道，这是战争结束后听别人告诉我们的，当时我们的父母与游击队有联系，还与工作在奶粉厂的战俘有联系。妈妈的姐妹也在那里上班。我只记得一件事：深夜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坐着些男人，尽管窗户蒙上了厚厚的被子，显然是透出了光，子弹直接射到了我们的窗户上。妈妈抓起灯，藏到了桌子底下。 妈妈给我们用土豆做了些食物，她会用土豆做一切好吃的东西——就像如今所说的，百种美味佳肴，好像是为什么节日准备的。我记得，家里弥漫着香味，父亲在树林边锯着什么。德国人包围了房子，命令：“都出来！”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都出来了。他们开始打妈妈，她叫喊着：“孩子们，快进屋子里。” 敌人让她贴着墙壁站在了窗户下，而窗子里面是我们。 “你的大儿子在哪里？” 妈妈回答：“挖泥炭呢。” “去那里。” 他们推搡着妈妈上车，也都坐上了车。 嘉丽娅从屋子里跑出来，叫喊着，请求放了妈妈。而妈妈叫喊着：“孩子们，快回屋里去……” 父亲从田野里跑回来，看得出，是有人告诉了他，他拿了一份什么文件，跑着去追妈妈。他还冲我们喊：“孩子们，快回家里去。”就好像房子能救我们，或者妈妈在家里似的。我们在院子里等着……到傍晚的时候，有人爬到大门口，有人爬到苹果树上：看我们的爸爸和妈妈、姐姐和哥哥是不是快回来了？我们看见——人们从村子的另一头跑来：“孩子们，快离开家，赶紧逃跑。你们的亲人都没了。他们马上来抓你们了……” 我们沿着土豆地爬向了沼泽，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，等到太阳升起来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起来，我们把最小的孩子忘记在了摇篮里。我们回到村庄，抱起小孩，她还活着，只是因为哭叫时间过长全身变成了紫色。弟弟伊万说：“喂喂她吧。”我拿什么喂她呢？我也没有奶啊。可是弟弟吓坏了，怕她死了，请求我：“你试试吧……” 一位女邻居来了：“孩子们，他们还会找你们的。去你姨妈家吧。” 我们的姨妈住在另一个村子。我们说：“我们一起去找姨妈，请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妈妈和爸爸，还有哥哥姐姐都到哪里去了？” 她告诉我们，他们都被打死了。他们都躺在森林里…… “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去那里，孩子们。” “我们要离开村子，我们要去和他们告别。” “不要啊，孩子们……” 她把我们送出村子，没有允许我们去亲人躺着的地方。 过了许多年，我才知道，他们挖掉了妈妈的眼睛，扯掉了她的头发，把乳房都切了下来。小小的嘉丽娅，藏到了小枞树下面，敌人没有找到她，就放出了狼狗。那些狗一块块地把她叼了回来，妈妈当时还活着，她都看得清清楚楚……就在自己的眼前…… 战争结束后，只剩下我和妹妹尼娜两个人。我在陌生人家里找到了她，把她带回了家。我们去了地区执委会：“给我们间房子吧，我们两个要在一起住。”他们给了我们工人宿舍的走廊。我在工厂上班，尼娜在学校里上学。我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，永远都是：妹妹。她是我唯一的姐妹。 我不想回忆。可是应该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人们。一个人哭太难受了…… “我们家正好孵出一窝小鸡……我怕它们被弄死……” 阿廖沙·克利沃舍依，四岁。 现在是一名铁路工人。 我的记忆……记得唯一的事…… 我们家正好孵出一窝小鸡，黄乎乎的，在地上摇摇摆摆，走来走去，它们还爬到了我的手上。轰炸的时候奶奶把它们都圈在了一个筛子里：“真想不到啊，战争来了——这些小鸡。” 我害怕他们会把小鸡杀死。至今我都记得，因为担心，我哭了。开始轰炸……大家都往地窖跑，躲藏起来，却不能把我从房子里弄出去。我抱着小鸡仔……等奶奶端起盛放小鸡的筛子，我才跟着她走。边走，我还边数：一只小鸡，两只，三只……它们一共有五只…… 我也数炸弹。落下来一个，两个……七个…… 就这样，我学会了数数…… “梅花国王，方块国王……” 嘉丽娜·玛图谢耶夫娜，七岁。 现在已退休。 一个人正在诞生…… 他的身边坐着两位天使，他们赐予他命运。他们指定——他能活多久，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还是短暂。而上帝从空中俯视着，这是他派遣来的天使，来向新生的灵魂赐福。据说，上帝是存在的。 你是我的好人啊……从眼神中就能看出来：一个人是幸福的，还是不幸福的。在大街上，我不会走到每个人跟前，叫人站住：“年轻人，帅小伙，可以问一下你吗？”人们都跑，都跑开了，我要在人群中选择一个人，就好像我知道，我的胸中有一个声音在召唤，令我全身感到温暖，一些话不由自主就冒出来。灼烫的话语。我开始说……说出命运……我翻开扑克，那上面有你要知道的一切：过去怎么样，将来如何，怎么样让灵魂平静下来，它会带着什么离开人世。它去了来的地方——天空。扑克告诉你一切……自高自大的人啊，他的命运已经提前写在了天上。那上面有文字……但是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阅读它…… 我们是茨冈人……自由的民族……我们有自己的法则，茨冈人的法则。我们在哪里生活，哪里让我们的心灵喜悦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，对于我们来说——到处都是我们的故乡，到处都是——天空之下。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，妈妈也是这样教育我的。大篷车一路上摇晃着，颠簸着，而妈妈给我读我们的祈祷经文，她还唱歌。一片灰色……道路的颜色，尘埃的颜色……我童年的颜色…… 你是我的好人啊，你看见过茨冈人的帐篷吗？圆圆的、高高的，就像天空一样。我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，在森林里，星空下面。我从小就不怕黑夜里的鸟，也不怕野兽。我学会了围绕着篝火跳舞和唱歌。没有歌曲，茨冈人的生活就无法想象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歌和跳舞——就像说话一样平常，我们的歌词都是温情的。导致灭亡的……我小时候不懂，但还是哭了。那样的歌词……它们直达人的心灵，激起人的欲望。哄小孩子睡觉，挑逗亲爱的人，自由自在，伟大的爱情……俗话说得好，俄罗斯人要死两次：一次是为了祖国，第二次是听到茨冈人的歌声。 我的好人啊，为什么你要提这么多问题呢？我自己来告诉你吧…… 我从小看到的都是幸福。请相信我！ 夏天我们一起住在宿营地里。一大家子人总是在河边扎营，在森林旁边，在美丽的地方。清晨小鸟在歌唱，妈妈用歌唱把我叫醒。而冬天我们向人们请求去房子里住，那时的人都很好，心地善良，我们和他们和睦地住在一起。但是雪下多久，我们就等待春天多久。我们照顾马匹，茨冈人照料马匹，就像照看孩子。四月……复活节时我们向善良的人们鞠躬致谢，收拾行装准备上路。太阳、微风……我们一天一天地生活，今天就是幸福——有人在深夜拥抱着你，或者孩子个个身体健康，吃饱喝足了——你就是幸福的。而明天将是新的一天。妈妈的话语……妈妈没有教会我许多事情。如果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孩子，他不需要过多地学习，自己就能学会。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……我的短暂的幸福。茨冈人的…… 早晨，我让交谈声给吵醒了，还有叫喊声。 “打仗啦！” “什么打仗？” “和希特勒。” “让他们打吧。我们——是自由的人，像小鸟。我们住在森林里。” 突然飞来了许多飞机。人们把奶牛赶到了牧场上。浓烟直升到天上……傍晚，妈妈的扑克牌撒了一地，她抱着脑袋，在草地上来来回回地转悠了很久。 我们又扎营了，不再前行。我觉得很无聊，我喜欢在路上不停地走。 有一天晚上，一位茨冈老太太走近篝火。她满脸皱纹，就像太阳晒得干裂的土地。我不认识她，她是从别的营地过来的，从很远的地方。 她给我们讲：“早晨的时候，我们被他们包围了。他们骑着好马，膘肥体壮的好马。这些马的鬃毛都闪闪发光，钉着结实的马掌。德国人坐在马鞍上，伪警察把茨冈人从帐篷里拉出来。把戒指从手指上撸下来，把耳环从耳朵上拽下来。许多女人的耳朵上都鲜血淋淋，手指头都肿了。他们用刺刀挑开了羽绒褥子到处找金子。然后，就开枪射击…… “有一个小姑娘请求他们：‘叔叔们，不要开枪。我给你唱个茨冈歌吧。’他们都笑了。她给他们唱歌，跳舞，他们还是把她打死了……整个营地的人都死了。帐篷点火烧了，只留下了马匹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他们把马匹都抢走了。” 篝火熊熊地燃烧着，茨冈人都一言不发，我坐在妈妈的身边。 早晨，大家集合：包袱、枕头、瓦罐，都扔到了大篷车上。 “我们去哪里？” “去市里。”妈妈回答。 “为什么要去市里？”我舍不得离开小河，舍不得阳光。 “德国人这样命令的……” 在明斯克，允许我们住在三条街道上。我们有自己的隔离区。德国人一周发布一次命令，按照名单核对：“一个茨冈人……两个茨冈人……”我的好人啊……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？ 我和妈妈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串，乞讨。有人给小麦，有人给玉米。每个人都向家里招呼：“啊，茨冈女人，进来吧。请给我算算命吧。我的丈夫在前线。”战争让人们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让人们都在期盼，想看到希望。 妈妈就给他们算命。我听着……梅花国王，方块国王……死亡——是黑色的牌。拿着长矛的牌。七点的牌……火热的爱情——白色的国王。军人——黑色的拿长矛的国王。很快就要上路——方块六…… 妈妈从院子里出来时还是愉快的，可在路上她哭了。她害怕向人说真话：“你的丈夫死了，你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。大地已经接纳了他们，他们，睡在那里了。扑克牌都见证了……” 我们在一间房子里过夜。我睡不着……看见，半夜里女人们松开发辫，占卜。每个人都打开窗子，向着黑暗的夜晚撒下粮食，听着风声：风要是安静的——未婚夫还活着，如果风在呼啸，敲打着窗户，那就不要再等他了，他回不来了。风不停地呼啸，敲打着窗玻璃。 从来没有人像在战争时期这样喜欢过我们，沉重艰难的时刻。妈妈知道咒语，她能帮助人和动物：她救过奶牛、马匹，和所有的动物用它们的语言交谈。 有传言说：有一个营地的人都被枪杀了，第二个……第三个营地的人被抓到了集中营…… 战争结束了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你见到谁，就和谁拥抱。我们剩下的人不多。人们又开始找我们算卦、占卜。阵亡通知书放在圣像下面，而女人还是乞求着：“啊，茨冈女人啊，给算算吧。万一我的人还活着呢。也许，是文书给写错了呢？” 妈妈就给她算命。我听着…… 我是在集市上第一次给一个小姑娘算命的，她正在热恋，都是幸运牌。她给了我一卢布。我也祝福了她，哪怕仅仅是一秒钟。 我的好人啊，你会是个幸福的人！上帝与你同在，请讲讲我们茨冈人的命运吧。人们很少知道…… 太，阿歪斯，巴赫塔罗……43愿上帝保佑你！ “一张大全家福……” 托利亚·切尔维亚科夫，五岁。 现在是一名摄影师。 如果还有什么留在记忆里，那是一张全家大照片…… 在最前面的位置是手拿步枪的父亲，戴着军官的大檐帽，就连冬天他都戴着。大檐帽和步枪比父亲的面孔还要显得清晰。我非常想拥有这两样东西——既想要大檐帽，又想要步枪。男孩子嘛！ 和爸爸并排坐着的——是妈妈，我记不清那些年里的妈妈，记得最多的，是她在干活：不停地清洗什么白色的东西，散发着药味。妈妈在游击队里当护士。 我和弟弟也在那里的某个位置。他总是生病。我记得——他全身通红，结了一层疮痂。他和妈妈在深夜里哭。他哭是因为疼痛，妈妈哭是由于害怕，担心他会死掉。 接下来，我看到，好像走到了一座乡村的大房子跟前，那里是妈妈工作的军队医院。许多农村妇女拿着杯子向这里走来。杯子里盛的是牛奶。牛奶倒进水桶里，妈妈在桶里给弟弟洗澡。弟弟在晚上没有哭喊，睡着了。第一个这样的夜晚……早晨，妈妈对父亲说： “我拿什么来报答人们啊？” 大照片……一张大的全家福…… “哪怕我往你们口袋里塞个小白面包也好啊……” 卡佳·扎亚茨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“克里切夫斯基”集体农庄工人。 奶奶把我们从窗口赶开…… 而她自己看着窗外，对妈妈说：“他们在老托多尔家里找到了……我们受伤的士兵住在他家……他把自己儿子的衣服给士兵，想让他们换上，好让德国鬼子认不出来。敌人在屋里开枪打死了一名战士，把老托多尔带到了他家的院子里，命令他在房子旁边挖坑。他就挖啊……” 老托多尔是我们的邻居。从窗口可以看见，他在挖坑。等他挖好了……德国人从他手里抢过铁锹，用德语不知叫嚷着什么。老人家不明白或者听不见，因为他的耳朵早就聋了，于是，敌人就把他推进了坑里，让他跪到里面，就这样把他活埋了……让他双膝跪着…… 大家都很害怕。他们是谁？难道这些家伙也算人？这是战争最初的日子…… 很长时间人们都绕开走过老托多尔的家。所有人都觉得，他还在泥土下面叫喊。 敌人烧毁了我们的村庄，只剩下一片焦土。院子里只剩下石头，也是黑乎乎的。我们的园子里甚至连野草都没留下一根，都烧没了。我们乞讨为生——和姐妹去了别的村子，向人们乞讨：“请给点什么吃的吧……” 妈妈在生病。妈妈不能和我们一起出门，她感冒了。 我们回到家：“你们去哪儿了，孩子们？” “我们去了亚德列纳亚·斯拉伯德。人们救了我们。” 他们给了我们：一小盆大麦、一块面包、一个鸡蛋……就这些已经非常感激他们了，他们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我们。 另外一次，刚迈进一家门槛，传来女人们哭泣的声音：“哎呀，你们有多少人啊！早上刚刚来了两对了。” 或者是：“他们刚从我们家出去，面包一点都没剩下，哪怕往你们的口袋里塞个小白面包也好啊。” 即便如此，人们也不会让我们空着手走出家门。哪怕是一把亚麻，他们都会给，一天我们会收集一捆亚麻。妈妈自己纺线，织布。在沼泽地里用泥炭染布，染成黑色。 父亲从前线回来了。我们开始盖房子，可整个村子就剩下两头牛。木头是用牛拉回来的，是自己扛回来的。比我个头大的木桩我搬不了，如果是和我个头差不多的，我扛得动。 战争没那么快结束……人们都认为是用了四年。四年都在打枪……可是人们都忘记了——忘记了多少事啊？ “妈妈清洗伤口……” 费佳·特鲁契科，十三岁。 现在是石灰厂部门主任。 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…… 战争开始前两天，我们把妈妈送到了医院，她病得很厉害。医院位于布列斯特市。后来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。 过了两天，德国人就进了城。他们把病人从医院里驱赶出来，而那些不能行走的人，不知道用汽车拉到了哪里。人们说，那其中，就有我的母亲。他们在某个地方被枪决了。但是在哪里？如何处决的？什么时间？我不知道，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来。 战争迫使我和妹妹还有父亲留在了别廖扎的家中。哥哥瓦洛佳在布列斯特交通技术学校上学。另外一个哥哥，亚历山大，在平斯克的红色舰队学校毕业后，在轮船上成了一名管理发动机的工人。 我们的父亲——斯捷潘·阿列克谢维奇·特鲁契科——是别廖扎地区执委会副主席。他接到上级命令——带着文件撤退到斯摩棱斯克。他跑回家：“费佳，带上妹妹，赶快去奥卡罗德尼基的爷爷家……” 早晨我们就到了爷爷住的小村庄，深夜的时候，瓦洛佳哥哥来敲打窗子，他从布列斯特走了两天两夜。十月的时候，亚历山大也来到了小村子里。他说，那条开往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的轮船被炮弹击中了，有的人幸免于难，被抓住当了俘虏，有几个人逃跑了，这其中就有我们的萨沙44。 当游击队员们来到爷爷家时，大家都很高兴——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走！我们要去报仇雪恨。 “你几年级毕业？”当我被带到指挥员跟前时，他问我。 “五年级。” 我听到他的命令：“留在家庭营地。” 他们给哥哥们发了步枪，而给我发的却是铅笔，让我继续上学。 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。这是我最主要的王牌，我是一名少先队员。我请求入伍。 “我们的铅笔比步枪还要少。”指挥员笑着说。 整个战争期间，我们都在上学。我们的学校被人们称作“绿色学校”。没有黑板，没有教室，没有课本，只有学生和老师。大家只有一册识字课本、一本历史教科书、一本算术习题集、一本地理教科书。没有纸，没有粉笔，没有墨水和铅笔。我们扫干净了地面，撒上沙子，这就成了我们的“黑板”，我们用细树枝在上面写写画画。游击队员们送来了德国人的传单、旧壁纸和报纸，用它们代替练习本。甚至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口学校的钟。这让我们喜出望外。如果没有钟声，难道能称为真正的学校吗？我们都还戴着红领巾。 “防空警报！”值日生大喊。 这片平地一下子空了。 轰炸过之后，继续上课。一年级的学生们用细树枝在沙土地上写：“妈——妈——清——洗——伤——口……” 人们用树枝和木头段做了一个立着的大算盘，还用木头雕刻了几套字母。我们甚至还有体育课，我们修建了运动场，里面有单杠、跑道、攀登杆、手榴弹投掷区。我投掷手榴弹比所有人都投得远。 六年级毕业后，我强烈要求战争结束后再上七年级。他们发给了我一支步枪。后来我自己搞到了一把比利时卡宾枪，它又小巧，又轻便。 我学会了很好地射击……但数学都忘光了…… “他送给我一顶有红带子的平顶羊皮帽……” 卓娅·瓦西里耶娃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专利学工程师。 战争前，我拥有多少欢乐啊！多少幸福啊！是它们拯救了我…… 我考入了我们的歌舞剧院下属的舞蹈艺术学校。这是所艺术实验学校，选拔最富有天分的孩子。著名的莫斯科导演伽里佐夫斯基为我写了推荐信。1938年，曾经在莫斯科举办过体育爱好者的盛大检阅仪式，我被选中，我们代表明斯克少年宫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会演。空中放出许多蓝色和红色的气球……我们列队前行……伽里佐夫斯基是这次检阅仪式的导演，他发现了我。 过了一年，他来到明斯克，找到我，给人民演员、我们白俄罗斯的著名人士季娜伊达·阿纳托利耶夫娜·瓦西里耶娃写了一封信……这段时间，她正在组建舞蹈艺术学校。我拿到信，很想读一读，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但是我没有允许自己这样做。季娜伊达·阿纳托利耶夫娜住在“欧洲”宾馆，离音乐学院不远。我这都是隐瞒了父母去做的，我急急忙忙走出家门，没顾得上穿袜子，跑到街上，只穿了双凉鞋，没有来得及换。如果我换上件过节才穿的衣服，妈妈会问：“你去哪儿？”父母不想听任何与芭蕾舞有关的事，他们是绝对不同意的。他们也不容别人反驳。我把信交给季娜伊达·阿纳托利耶夫娜，她读完信，说：“把衣服脱了。让我来看看你的手臂和双腿。”我吓得僵住了，我怎么能现在马上脱掉凉鞋呢？我的双脚那么脏。显然，从我脸上的表情，她看明白了。她给了我一条毛巾，挪了一把椅子到洗手池前…… 我被舞蹈学校录取了，二十个人只留下了五个。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：经典作品、节律运动学、音乐……我是多么高兴啊！季娜伊达·阿纳托利耶夫娜很喜欢我。我们大家也都很爱她，她是我们的偶像、我们的上帝，世界上没有人比她再美丽了。1941年，我已经参加芭蕾舞剧《夜莺》的表演，在第二幕中跳哥萨克舞。我们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白俄罗斯艺术十日会演，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。甚至在我们舞蹈艺术学校的首演芭蕾舞剧《小鸡》中，我还扮演过小鸡，剧中有一只母鸡妈妈，而我是最小的雏鸡。 在莫斯科十日会演结束后，我们被奖励去博波鲁依斯克郊外的少先队夏令营度假。在那里，我们还表演了芭蕾舞剧《小鸡》。人们许诺要给我们制作一个大大的蛋糕来犒赏我们。6月22日那天，人们烤制了蛋糕…… 作为和西班牙的友好象征，当时的我们都戴着船形帽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头上装饰物。当孩子们叫喊：“打仗了！”我立刻把它戴上。可在去明斯克的路上，我把它给弄丢了…… 回到明斯克，妈妈在门口拥抱了我，然后，我们跑到车站。在飞机轰炸下我们失散了。我没有找到妈妈和妹妹，我自己一个人坐上了车。早晨火车停靠在了克鲁普卡赫，不再前进。人们下车，走进村子里的人家，而我很害羞，因为没有妈妈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傍晚，我鼓足勇气走近一户人家，请求人家给点水喝。他们给了我牛奶。我从杯子上抬起头，看着墙壁，发现上面——是我年轻的妈妈，穿着洁白的婚纱。当我喊出“妈妈”时，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始询问我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样的奇遇只能在战争中发生——我巧遇了自己的叔祖父，爷爷的弟弟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当然，他再也不让我离开了。真是奇迹啊！ 我在明斯克跳“小鸡舞”，现在我却需要照看它们，为了不让鹰隼把它们叼走。小鸡——我还无所谓，可是我怕鹅。我害怕一切东西，甚至害怕公鸡。我鼓起勇气，赶着鹅去放牧。公鹅非常聪明，它知道我怕它，嘎嘎叫着，从后面用嘴巴啄我的衣服。我必须在我的新朋友们面前使出各种招数，他们从小就不怕鹅，不怕公鸡。我还很害怕雷雨。如果我看到下起暴雨，连想都不想，就跑进第一户遇到的人家。没有比打雷更可怕的声音了。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大轰炸的…… 我喜欢农村里的人们，他们善良，他们都称呼我“孩子”。我还记得，我对一匹马很感兴趣，喜欢赶着它，爷爷允许我这样做。它打着响鼻，甩动着尾巴，最主要的——它很听我的话：用右手一扯，它就知道，应该往右转弯，如果是向左一拉缰绳——它就会往左。 我请求爷爷：“你骑马带着我去找妈妈吧。” “等战争结束了，到那时我再带你去。” 爷爷整天皱着眉头，很严厉。 我制定了逃跑计划，女伴把我送到了村子外。 在车站，我爬上一列取暖货车，被赶了下来。我又爬上了一辆不知干什么的汽车，坐在角落里。想起来就后怕：一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坐上了汽车，还有一个伪警察跟着他们，我坐在那里，他们没有碰我。一路上问我：“在哪里上学？上完了几年级？” 当他们知道，我在芭蕾舞蹈学校上学，都不相信。我立刻就在车厢里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的“小鸡舞”。可我学过外语吗？ 从五年级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法语，一切还鲜活地存在记忆中。德国女人用法语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回答了她。他们很惊讶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小姑娘，已经五年级毕业，她在芭蕾舞蹈学校上学，甚至还知道法语。而我也了解到，他们是医务人员，是受过教育的人。他们错误地以为，我们都是野蛮人，还没开化的人。 我到现在还觉得可笑：自己害怕公鸡，可是当我看见游击队员——他们戴着毛皮高帽，扎着武装带，佩戴着红五星，背着步枪：“叔叔们，我很勇敢。请把我带走吧。”在游击队里，我的理想完蛋了，我蹲在厨房里，削土豆。您能想象得出我内心的反抗！在厨房值勤了一个星期，我就找到指挥官：“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。”他给了我一顶带红色带子的平顶羊皮帽，我想立刻要一把步枪。我不怕死。 回到妈妈身边时，我戴着卫国游击二级勋章。我回到学校，忘记了一切，和小姑娘们玩棒球，骑自行车。有一次骑车摔到了弹坑里，弄伤了皮肤，当我看见流血，我没想到战争，而是想到了自己的芭蕾舞蹈学校。我现在怎么跳舞呢？很快季娜伊达·阿纳托利耶夫娜·瓦西里耶娃就要回来了，可我把膝盖却弄伤了…… 只是我没能返回舞蹈学校。我去工厂上班了，妈妈需要我的帮助。可我还是想学习……我的女儿上了一年级，而她的妈妈还在上十年级，在夜校里上课。 丈夫送了我一张歌舞剧院的票。整场演出中，我都坐在那里哭…… “我冲着天空开枪……” 阿妮娅·帕甫洛娃，九岁。 现在是一名厨师。 哎哟，心灵会疼痛……又要疼起来了…… 德国人把我拖进板棚子……妈妈在后面追着，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。她哭喊着：“你们想怎么着，就冲我来吧，只要别动我的孩子。”我还有两个弟弟，他们也哭喊着…… 我们出生在奥尔洛夫州梅霍瓦亚村，他们驱赶着我们，步行到了白俄罗斯。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……当他们想把我抓到德国去时，妈妈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把最小的弟弟交到我的手上，我就这样得救了。我被从名单上划掉了。 唉！今天一整天，整个晚上，都会心神不定。受过的伤害，激动不安…… 那些狼狗撕咬着孩子……我们坐在被扯碎的孩子旁边，等着他的心脏停止跳动。等到大雪覆盖了一切的时候……春天来临前，这就是他的墓地…… 1945年……胜利以后……妈妈被派遣到日丹诺维切修建疗养院，我也跟着她去了，就这样留在了那里。我在疗养院工作了四十年……我从第一块石头奠基就在那里，亲眼看着一切慢慢升高。人们发给我一支步枪，十个俘虏的德国士兵，我押着他们去劳动。第一次押送的时候，一群村妇包围了我们：有的拿着石头，有的举着铁锹，还有的拎着棍子。 我提着步枪绕着俘虏奔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婶子大娘们！请不要碰他们……婶子大娘们，我为他们都签下了保证书。我要开枪啦！”于是，我冲着天空开枪。 村妇们哭着，我也哭了。而德国人呆站着，不敢抬起眼睛。 妈妈一次也没有带我去过军事纪念馆。有一次她看见我在读报纸，上面有枪毙人的照片，她立刻抢过去，骂了我一通。 直到如今，我们家都没有一本关于战争的书。而妈妈早已经不在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生活…… “是妈妈抱着我上了一年级……” 英娜·斯塔罗沃伊托娃，六岁。 现在是一名农艺师。 妈妈吻了吻我们，就走了…… 破窝棚里就剩下我们四个人：最小的弟弟、堂兄弟、妹妹和我——最大的，七岁。我不是第一次一个人留下来，我学会了不再哭泣，学会了让自己安静。我们知道，妈妈是侦察员，她被派去完成任务，而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她。妈妈从农村把我们领回来，我们如今和她一起生活在游击队员的家庭营地里。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！现在——我们真是幸福。 我们坐着，倾听着：树木喧哗，女人们在不远处洗衣服，骂着自己的孩子们。突然，传过来一阵喊声：“德国人！德国人！”所有人都跑出了自己的窝棚，招呼着自己的孩子，往树林深处跑去。我们往哪里跑呢，就我们自己，没有妈妈？万一妈妈知道，德国人来了，她往我们这里跑呢？因为我是最大的，所以我命令：“大家别出声！这里很黑暗，德国人找不到我们。” 我们躲藏了起来。四周一片寂静。有人往我们的窝棚里望了一眼，用俄语说：“谁在里面，快出来！” 声音很平静，我们钻出了窝棚。我看见一个穿着绿军装的高个子男人。 “你有爸爸吗？” “有。” “他在哪里？” “他在很远的地方，前线。”我说。 我记得，那个德国人甚至笑了起来。 “那你的妈妈在哪里？”他接着问。 “妈妈和游击队员们去侦察了……” 另外一个德国人走近我们，他穿着黑色衣服。他们相互交谈了些什么，这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，向我们做了个手势，应该往哪里走。那里站着妇女和孩子们，他们都是没来得及跑走的。黑衣德国人用机枪瞄准我们，我明白，他现在要干什么。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叫喊，没有来得及拥抱最小的弟弟…… 我在妈妈的哭泣声中苏醒了过来。是的，我觉得，我是睡着了。我坐起身，看到：妈妈一边挖坑，一边哭泣。她背对着我，而我没有力气喊叫她，只有力气看着他。妈妈直起身子，稍稍休息了一下，向我转过身来，大叫了一声：“英娜契卡！”她向我跑过来，一下抱在了怀里，一只手抱着我，另一只手抚摸着。万一别的孩子还有活着的呢？没了，他们都已经冰冷僵硬了…… 当我被治好伤，我和妈妈数了一下，我身上一共有九处子弹伤。我学会了数数：一个肩膀上——有两个子弹，另一个肩膀上——有两个子弹，这一共是四个。一条腿上有两个，另一条腿上有两个子弹，这一共是八个。脖子上还有一处。总共是九处。 战争结束了……是妈妈抱着我上了一年级…… “小狗，可爱的小狗，请原谅……” 嘉丽娜·费尔索娃，十岁。 现在已退休。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——逮住一只麻雀，把它吃掉…… 小鸟很罕见，但是有时候，它们会出现在城市里。甚至所有人在春天看到它们，都会这样想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没有气力的人们心里想的都是食物，因为饥饿，我内心里感受到的是不断的寒冷，可怕的内在的寒冷，甚至在阳光灿烂的日子。不管你穿上多少衣服，还是感到冷，晒不暖和。 非常渴望活下去…… 我讲讲列宁格勒吧，当时我们就住在那里。我说说列宁格勒的封锁。饥饿摧残着我们，久久地折磨着我们。九百天的封锁……九百天……当时好像觉得一天就非常久。您想象不到，一个饥饿的人觉得一天是多么漫长。一小时，一分钟……你久久地等待着午饭时间，然后是晚饭。封锁时期的定量标准到了一天一百二十五克面包。这是对于那些不工作的人。凭着抚养证……从这种面包里都往下滴水……需要把这一块分成三份——早饭、午饭和晚饭。只能喝开水，白开水。 在黑暗中……从冬天的（我记得最多的就是冬天）凌晨六点我就去面包店排队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漫长的几个小时。等到轮到我时，街道上就又黑了。点亮蜡烛，售货员切这些面包块。人们站着，盯着，每一个动作……用火热而疯狂的眼神…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。 有轨电车也不开行。没有水，不能供暖，没有电。但是最可怕的是——饥饿。我看见一个人，他在咀嚼纽扣，小小的和大大的纽扣。人们都饿疯了…… 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耳朵听不见声音了。那时候，我们吃过猫……我给你讲讲，我们是怎么吃猫的。后来我失明了……又给我们弄了条狗来。这才算是把我救了。 我不想了……想不起来了，当想到，怎么可以吃掉自己的猫和自己的狗时，我才恢复了正常。普通的人，都成了往事。我没有注意到这一时刻……紧随着鸽子和燕子的消失，在城市里，猫和狗也开始突然消失了。我们家里什么也没养，我们没有养它们，因为妈妈认为：这是件很需要负责任的事，特别是在家里养一条大狗。但是妈妈的女友不能吃掉自己家的猫，把它给了我们。于是，我们就把它吃了。我又开始能听见了……我的听觉突然就失去了，早晨还能听见，而傍晚妈妈对我说什么，我就没反应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……我们又快饿死了……妈妈的女友又把自己的狗送来了。我们又把它给吃掉了。如果不是这条狗的话，那我们就活不下来了。当然，活不下来。这很清楚。人们已经开始因为饥饿而浮肿。妹妹早晨不想起床……那条狗很大，很听话。两天时间妈妈都不能下手……犹豫不决，怎么办？第三天她把狗拴在厨房的暖气片上，把我们赶到了街上…… 我记得这些肉饼……我记得…… 非常渴望活下来…… 我们常常聚在一起，围坐在爸爸的照片前。爸爸还在前线。他寄来的信很少。“我的女孩们……”他给我们这样写信。我们给他回信，但尽量不让他为我们担忧。 妈妈储存了几块糖，用小小的纸袋子。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储备。有一次，我没忍住，我知道糖放在哪里，我爬上去，拿了一块。过了几天，又拿了一块……后来……过了不长时间——又是……很快，妈妈的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。空空的袋子…… 妈妈病倒了……她需要葡萄糖，还有白糖……她已经不能起床了……大家商量后决定——动用我们储备的小口袋。我们的宝贝！我们珍藏着它，就是为了这一天用上！妈妈一定会康复起来的。姐姐开始寻找，可白糖没了。整个家都被翻遍了。我和大家也一起寻找。 傍晚的时候，我承认了…… 姐姐打我、咬我、挠我。我请求她：“你杀了我吧！打死我吧！要不我该怎么活？！”我想死。 我给您讲的只是几天里发生的事，可封锁一共持续了九百天。 九百个这样的日子…… 我们的爷爷也虚弱到了极点，有一次倒在了街道上，他已经快要告别人世了。可这时身边路过一位工人，工人的食品供应要好一些，也强不了多少，但是好一些……不管怎么说……这位工人停下来，往爷爷的嘴里倒了些向日葵籽油——这是他自己的那份口粮。爷爷走回家里，告诉了我们，他哭着说：“我甚至都不知道人家的姓名！” 九百天…… 人们，都像影子一样，缓慢地在城市里移动。像是在睡梦中……在深深的梦境中……也就是说，你看见了，但是你想，你是在做梦。这些缓慢的……这些漂浮般的运动……仿佛人不是在地面上行走，而是在水面上…… 嗓音都因为饥饿而改变了，或者完全地失声了。让你不能够凭借声音判断出——这是个男人，还是个女人呢？凭穿着打扮也分辨不出来，所有人都裹着破衣烂衫。我们的早饭……我们的早饭就是一块壁纸，老壁纸，但是上面还有糨糊。苦涩的糨糊。就是这些老壁纸……还有白开水…… 九百天…… 我从面包店走出来……领到了一天的口粮。这一丁点儿玩意儿，这点可怜的东西……这时，迎面突然跑来一条狗。它追上我，嗅着——它闻到了面包的气味。 我明白，我们要走运了。这条狗……是我们的大救星！我领着这条狗回家…… 我给了它一块面包，它就跟着我走。到了家门口，又给了它一块，它舔了舔我的手。我引着它进了我们的楼道……但是，它不太想爬上楼梯，每上一层，都停顿一下。我把我们的整块面包都喂了它……一块接一块…… 就这样，我们上到了四楼，而我们家在五楼。这时，它定住了，不肯往上走。它看着我……好像感觉到了什么。它明白了。我抱住它：“小狗，宝贝，请原谅我……小狗，宝贝，请原谅我……”我乞求它，央求它。它走了。 太渴望活下去了…… 人们听到……收音机里在广播：“封锁被打破了！封锁被打破了！”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人了。没有再比我们幸运的了！我们挺住了！封锁被打破了…… 沿着我们的街道，走着我们的战士。我跑向他们……想拥抱他们，却没有力气。 在列宁格勒有许多纪念碑，但是缺少一个，有一个纪念碑应该树立。人们把它给忘记了。这就是应该给封锁中的狗树立的纪念碑。 可爱的狗，请原谅我们…… “她跑向一边，喊叫着：‘这不是我的女儿！不是我的！’” 法伊娜·柳茨科，十五岁。 现在是影院工作人员。 每天我都在回忆，但是我活着……我怎么活？请您给我解释解释…… 我记得，都是黑衣服的宪兵队员，一身黑……戴着高高的大檐帽……甚至他们的狗都是黑色的。一切都闪着光。 我们紧紧贴着母亲……他们并不是把所有人都打死了，不是整个村子。他们抓住那些人，都站在右边，在右边。我和妈妈也站在那边……他们把我们分散开了：孩子们——单独分到一边，而父母们——分到另一边。我们明白，他们马上会把我们的父母打死，而把我们留下来。那里有我的妈妈……我不想没有妈妈活下去。我请求到她身边去，我哭着。他们竟然答应了…… 而她，一看到……立刻叫喊起来：“这不是我的女儿！” “妈咪啊！妈……” “她不是我女儿！不是我女儿！不是我的……” “妈——咪——啊！” 她的眼睛里不是充满了泪水，而是鲜血，满眼都是血水…… “这不是我的女儿！” 他们不知把我拖到了哪里……我看到了，他们先是开枪射击孩子们。开枪时，父母们看着，遭受痛苦的折磨。他们打死了我的两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。他们打死孩子们后，开始向父母们开枪。我已经看不到妈妈了……妈妈，也许，倒在了地上…… 一个女人站着，手里抱着吃奶的孩子，孩子在用瓶子喝水。他们首先向瓶子开枪，然后是孩子……最后才是开枪打死母亲…… 我很吃惊，为什么这之后我能幸存下来？一个小孩子竟然活了下来……我是怎么长大的？我早已经长大了…… “难道我们是孩子？我们是男人和女人……” 维克多·列信斯基，六岁。 现在是动力工程中等技术学校校长。 我去走亲戚。姨妈叫我夏天去她那里玩…… 我们住在贝霍瓦市，而姨妈住在贝霍瓦郊区的科姆纳45村。在村子的中央坐落着一排长长的房子，有二十多家是公社社员的房子，这便是一切，我来得及记住的。人们都说：战争爆发了。应该回到父母身边。姨妈没有同意：“等战争结束了，你再回去。” “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吗？” “当然，很快就会。” 过了一段时间，父母步行来到了这里：“贝霍瓦都是德国鬼子。人们都跑到了农村里避难。”我们就都留在了姨妈家。 冬天的时候，游击队员来到了家里……我要一把步枪。这些人是妈妈的侄子，我的表哥。他们笑了起来，把步枪给我，枪太沉了。 房子里一直散发着毛皮的味道，温暖的胶水味。父亲给游击队员们缝制皮靴。我请求他，给我也缝制一双皮靴。他说，等一等，我的活儿太多了。我记得，我比画给他看，我只需要一双小小的皮靴，我的脚很小。他答应了…… 对父亲最后的印象，是在街道上他被驱赶着走向一辆大汽车……鬼子用棍子敲打着他的脑袋…… 战争结束了，我们没有了父亲，也没有了房子。我十一岁，我是家里最大的。还有两个孩子，弟弟和妹妹，他们都很小。妈妈办了贷款，我们买了一栋老房子，房顶都坏了，如果下雨的话，让人没处藏身，到处都是窟窿。漏下的雨水滴滴答答。十一岁的时候，我自己安装上了窗户，往房顶上铺了麦秸。搭建了一间板棚…… 怎么样？ 第一根原木是我自己滚动过去，安放好的，第二根，是妈妈帮忙。再高一些，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够到。我就这样做：在地面上把原木的四面削皮，砍出角来，等着女人们去田野里干活。早晨，她们来齐了，一下就把木头抬了起来，我把原木再刨去一些，放进角里。到黄昏的时候再削平一根原木。等她们收工回来，再抬起一根……就这样把墙建了起来…… 村子里有七十多户人家，总共只有两个男人从前线回来，一位拄着双拐。妈妈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”晚上，我往哪里一坐，就能在哪里睡着。 难道我们是孩子吗？在十到十一岁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男人和女人了…… “请别把爸爸的西服给陌生的叔叔穿……” 瓦列拉·尼奇波连科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公交车司机。 这已经是1944年的事儿了…… 当时的我，大概已经八岁了吧？我觉得，应该是八岁……我们早已经知道，我们的父亲没了。别人还在等，等到了死亡通知书，但是仍然在等。我们手里有了可信的纪念章、证书。父亲的朋友辗转寄来了他的手表。这是他留给儿子的……留给我的……这是父亲在死前请求他这样做的。这块表到现在我还有，我珍藏着它。 我们一家三口靠妈妈微薄的工资生活，日子穷得叮当响。妹妹生病了，被确诊为开放性肺结核。医生对妈妈说：应该多做些好吃的，增加营养，要吃乳脂黄油、蜂蜜，应该每天——都吃点乳脂黄油！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无异于黄金。一块金子……难以置信的东西……按照市场上的价格，妈妈的工资只能买三个小白面包，而用这些钱当时只能买两百克黄油。 我们还留着一件爸爸的西服，非常好的西服。我和妈妈拿着去了集市，找到了买主，很快就找到了，因为这件西服简直太漂亮了。这是父亲在战争开始前新买的，他都没来得及穿。西服一直挂在衣柜里……崭新的…… 买主问了价钱，讨价还价后，把钱给了妈妈，而我的哀号声整个集市上都能听见： “请别把爸爸的西服给陌生的叔叔穿！” 甚至有一个警察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…… 经历过这些之后，谁敢说，儿童没有参与过战争？谁…… “我在深夜哭泣：我快乐的妈妈在哪里？” 伽丽娅·斯帕诺夫斯卡娅，七岁。 现在是设计技术员。 记忆是有颜色的…… 战争前，我记得一切东西都是运动的，变换着色彩。色彩通常都是鲜艳明亮的，而战争，保育院——一切都好像静止了，变成了灰暗的颜色。 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，全都是儿童，没有妈妈。我们走了很久，不知为什么走了非常久。给我们吃的是饼干和巧克力油，看得出来，人们都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其他的路上吃的东西。战争之前，我喜欢吃饼干和巧克力油，非常好吃。但是，在路上吃了一个月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吃它们了。 整个战争期间，我都盼望着妈妈快点来看我，我们一起返回明斯克。我经常梦见街道，我们家附近的影剧院，我还经常梦见有轨电车的铃声。我的妈妈非常好，性格非常开朗，我和她就像一对好朋友。我不记得爸爸，家里早就没有爸爸了。 后来，妈妈终于找到了我，来到了保育院。这简直是太出乎意料了。让人欣喜若狂！我跑向妈妈……打开门……那里站着的是一个军人：皮靴、裤子、船形帽、军便装。这人是谁？这个人原来是我的妈妈，我简直高兴极了！这是妈妈，还是个当兵的妈妈！ 她是怎么离开的，我记不清了，我哭得非常厉害，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吧，我不记得了。 我再一次等着妈妈到来，等啊等啊。我等了三年。妈妈再来时已经穿上了裙子，穿上了便鞋。那种高兴劲儿语言无法表达，你一下子就好像被什么抓住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眼前只有妈妈——这是天大的喜事！我看着妈妈，但是没有发现，她少了一只眼睛。妈妈——好像变成了某种怪物……在她身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……这是妈妈！从前线回来后，妈妈伤得非常厉害。这已经是另一个样子的妈妈了。她很少笑，她不再唱歌了，不再开玩笑了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了，她经常哭。 我们返回了明斯克，生活非常艰难。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家，我曾经那么热爱的家。我们的影剧院不见了……我们的街道也不见了……代替它们的——是成堆的石块瓦砾…… 妈妈总是闷闷不乐的，不逗人笑，也很少聊天，大多时间都是沉默不语。 我在深夜里哭泣：我快乐的妈妈在哪里？而早晨醒来后我会微笑，为了让妈妈猜不到我流泪的原因…… “他不让我飞走……” 瓦夏·萨乌里琴科，八岁。 现在是一名社会学者。 战争结束后，很长时间我都被同一个噩梦所折磨…… 梦是关于我杀死的第一个德国人的。他是我亲手杀死的，而我没有看见死人。或者是我梦见自己要飞，可是他不让。我刚刚要飞起来……飞啊……飞啊……他就追赶上来，和他一起掉落下去，滚落到一个不知什么坑里。或者是梦见我刚刚想站起来，正要起来……可他不让……因为他，我不能飞走…… 反复都是这同一个梦……它纠缠了我十年…… 在我杀死这个德国人之前，我已经看到过许多……我看见过，他们怎样在街道上枪杀我的祖父，在我们家的井里杀死我的祖母……在我的眼前用枪托砸着妈妈的头……她的头发都变成了红色……但是当我射击这个德国人时，我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些。他受伤了……我想从他手里夺过步枪，人们告诉我夺过他的枪。我当时十岁，游击队已经指定给我任务。我悄悄跑向他，看见我的眼前是一只手枪，德国人两只手握着它，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。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开枪，我已经就把他……我不害怕，把他杀死了……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再想他。周围有许多死人，我们就生活在死人中间，甚至大家都习惯了。只有一次我害怕了，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，村子早已经被烧毁了。早晨烧的，傍晚时我们才到。我看到一个烧死的女人……她全身漆黑地躺在地上，可双手是白色的，像活着的女人的双手。当时我是第一次害怕了，我想叫喊，勉强才忍住。 没有，我没有当过孩子，我不记得自己是小孩子。尽管……我没有怕过死人，深夜或傍晚经过墓地的时候还是害怕。躺在地上的死人，不吓人，吓人的是那些埋在土里的。儿童的恐惧……保留了下来。尽管……尽管我想，孩子们什么都不怕…… 白俄罗斯解放了……德国人的尸体到处都是，我们把自己人挑出来，埋葬在公墓里，而他们的尸体在露天里躺了很长时间，特别是在冬天。孩子们跑到田野里去看死人……就在那里，不久前，我们还经常玩“打仗”或是“哥萨克打土匪”的游戏。 我很惊讶，过了许多年我才做这个打死的德国人的梦……这让我有些意想不到…… 而这个梦纠缠了我十年…… 我有一个儿子，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头脑里冒出的一个想法折磨着我——我打算告诉他……给他讲讲战争……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过，我都是当即就转移了话题。我喜欢给他读童话故事，我想，让他有自己的童年。他长大了，而我依然不想和他讲战争的事。也许，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告诉他自己的梦。也许……我不自信…… 这会破坏他的世界。没有战争的世界……人们没有看到，人怎么杀死人，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人…… “大家都想亲吻一下‘胜利’这个词……” 阿妮娅·科尔宗，两岁。 现在是一名畜牧工作者。 我记得战争是怎么结束的……1945年的5月9日…… 妇女们跑进幼儿园：“孩子们，胜利了！胜——利——啦！” 大家又是笑，又是哭。又是哭，又是笑。 大家都亲吻我们。陌生的女人们……她们边吻我们，边哭……不停地亲吻着我们……扩音器打开了，所有人都收听广播。而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一个词也听不懂，我们只知道，欢乐从高空飘落下来，从扩音器的黑色盘子里。有的孩子被大人抱在了手上……有的自己爬了上去……人们像台阶一样，一个一个爬上去，只有第三个或第四个人才能够到黑色的盘子，亲吻着它。然后，换成别的人……大家都想亲吻一下“胜利”这个词…… 晚上放了焰火，天空照得通明。妈妈打开窗子，哭了起来：“女儿，这些你要记一辈子……” 当父亲从前线回来，我很怕他。他给我糖果吃，请求道：“叫我啊，叫爸爸……” 我抓起糖果，拿着它，藏到了桌子下面，叫： “叔叔……” 在整个战争期间，我都没有爸爸。我是和妈妈、姥姥一起长大的，还有姨妈。我想象不出来，爸爸在我们这个家里会干什么呢？ 他可是背着步枪进的家门啊…… “我穿着父亲的军便装改成的衬衫……” 尼古拉·别廖兹卡，生于1945年。 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 我是1945年出生的，但是我记得战争，我熟悉战争。 母亲常把我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……或者把我打发到街上，找男孩子们去玩……但是我还是能够听到，父亲的叫喊声，他喊叫了很久。我紧贴在两扇门的缝隙上向里偷看：父亲两只手抱着受伤的大腿，不停摇晃；或者在地板上蹭来蹭去，用拳头敲打着：“战争！该死的战争！” 疼痛过后，父亲会把我抱在手上，我抚摸着他的腿，问：“这是战争在疼吗？……” “是战争！这个该死的家伙。”父亲回答。 我还记得……邻居家有两个小男孩……我和他们是好朋友……他们在村子后面被炸弹炸死了。这已经是后来，大概，是1949年的事了…… 他们的母亲，阿妮娅大婶，冲向埋葬他们的土堆。人们把两个孩子挖了出来……她哭号着……即便这时候，人们都没有喊叫…… 上学的时候，我穿着父亲的军便装改成的衬衫，觉得自己很幸福！所有的男孩，只要他的父亲是从战场上回来的，都穿着用父亲的军便装改成的衬衫。 战争结束了，可父亲还是因为战争死了，因为受的伤。 我不应该什么都不想。我看见了战争。我经常会梦到战争，在梦里我会哭，因为明天就会来人把我们的爸爸带走。家里总是散发着新鲜的军用呢绒的味道…… 战争！该死的战争…… “我用红色的石竹花装饰它……” 玛丽阿姆·尤泽弗夫斯卡娅，生于1941年。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。 我生于战争年代。战争后长大。 就是这样……我们等待着爸爸从战场上归来…… 妈妈对我简直无所不用其极：她给我剃光了头，擦上煤油，抹上油膏。就连我都十分憎恨自己，我很害羞，甚至没到院子里玩过。在战争结束不久的那些年，我全身长满了虱子和疖子……我简直没法救了…… 这时，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：父亲复员了。我们去火车站迎接他。妈妈把我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在头顶上扎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。这蝴蝶结到底扎在了什么上面——我始终没搞明白。并且，她一直在提醒我：“别挠。别挠。”可是瘙痒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啊！讨厌的蝴蝶结，眼看就要掉下来。可是头脑里却想着：“万一父亲不喜欢我呢？要知道，他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我呢。” 但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要更糟糕。父亲看到了我，第一个跑向我。可是，这时，一瞬间，也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工夫……我立刻感觉到了……用皮肤，全身的皮肤……他好像推开了我一下……就那么一下……我觉得受了委屈，痛苦得让人难以忍受。当他抓住我的胳膊的时候，我用尽全力撞到了他的前胸上。我鼻子里突然闻到了煤油的气味。要知道，这种气味已经伴随了我一年，我都已经闻不到它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可此时此刻，我又闻到了。也许，这是从父亲身上散发出的好闻的陌生的味道吧。他与我和饱经沧桑的妈妈比起来，显得是如此英俊。这直接刺痛了我的内心深处。我扯掉蝴蝶结，把它扔到了地上，用脚踩着它。 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父亲吃惊地问。 “还不是随你的脾气。”妈妈一下都明白了，笑着对父亲说。 她握着父亲的两只手，两个人就这样走着回了家。 深夜我叫妈妈，请求她把我抱到她的床上去睡。我从来都是和妈妈一起睡觉的……整个战争年代……但是妈妈没有回应，好像是睡着了。我没有人可以诉说自己的委屈。 睡醒了以后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去保育院…… 早上，父亲送给我两个玩具娃娃。而我到五岁之前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布娃娃，都是自己用奶奶的旧衣服碎布片缝制的。而父亲带回来的布娃娃，眼睛会睁会闭，胳膊腿都会活动。其中有一个甚至好像会说“妈妈”。对我来说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我非常珍爱它们，甚至害怕把它们带到院子里玩。 我当时身体很弱小，爱生病。我一直很倒霉，不是额头蹭破了，就是踩到了钉子上。要不就是扑通跌倒，摔得昏迷不醒。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都不太情愿要我。我想尽了办法，想取得他们的信任。我甚至都开始巴结讨好杜霞了，她是院子看门人的女儿。杜霞长得很结实，活泼，所有孩子都喜欢和她玩。 她要我把布娃娃带到院子里玩，我没有坚持住。真的，我没有立刻答应，还稍微犹豫不决了一会儿。 “我再也不和你玩了。”杜霞威胁我说。 这句话立刻对我起了作用。 我把那个会“说话”的娃娃带了出来，但我们和她没有玩多大工夫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大家吵了起来，到后来发展成了像群鸡掐架。杜霞抓起我的布娃娃大腿，摔到了墙壁上。布娃娃的头掉了下来，从肚子里掉出来一枚扣子。 “你，杜霞，简直是个疯子。”所有的孩子都哭了起来。 “凭什么她来指挥？”杜霞脸上流着泪说……“就因为她有爸爸，就什么都可以。她有布娃娃，有爸爸——都是她的。” 杜霞没有父亲，也没有布娃娃…… 我们把第一棵圣诞树放在了桌子下面。那时我们住在爷爷家，住得很拥挤。因为房间这么狭窄，空余的地方也只能是在大桌子下面了。于是，就把一棵小圣诞树放到了桌子下面。我用红色的石竹花装饰它。我清楚记得，这棵小圣诞树散发出新鲜干净的气息。这种清香无论什么都比不上。无论是奶奶煮的玉米面粥，还是爷爷的皮鞋油。 我有一个玻璃珠子，这是我的宝贝，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为它在圣诞树上找一个地方。我想把它放上去，从任何一个方向都能看到它闪光，最后总算把它放到了最顶端。我躺下睡觉时，就摘下来，藏好。我担心，它会消失…… 我睡在一个洗衣盆里。这个洗衣盆是锌皮的，上面布满了像霜花纹样的青斑。洗完衣服后，洗了被单内衣后，它还散发着草木灰的味道，当时肥皂还很少见，只能用草木灰清洗。我喜欢这个盆子。我喜欢用额头抵着冰冷的盆沿，特别是当生病的时候。我非常喜欢摇晃它，就像摇篮一样。如果它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，大人听到就会骂我。人们都很珍爱这个洗衣盆。这是我们从战前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。 突然我们要买床了……床板上镶嵌着闪光的球……它们让我惊得目瞪口呆！我爬到它的上面，一下子掉到了地上。怎么会这样！难道！我不相信，怎么可以在这么漂亮的床上睡觉呢。 爸爸看到我坐在地上，把我抱起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我也紧紧地贴着爸爸……搂着他的脖子，就像妈妈搂着她一样。 我记得，他幸福地笑了…… “我永远等待着我们的爸爸……一生都在等……” 阿尔谢尼·古京，生于1941年。 现在是一名电工。 在胜利日46，我刚满四岁…… 清早起床后我就对大家说，我已经五岁了，不是快五岁，而是五岁了。我想成为大人。等爸爸从战场上回来，我就已经长大成人了。 在这一天，主席召集了所有女人：“胜利啦！”他亲吻了大家，亲了每一个人。我当时和妈妈在一起……我非常高兴，可妈妈却哭了。 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……在村子后面点着了德国汽车的橡胶轮胎。 他们叫喊着：“乌拉！乌——拉！胜利啦！”他们敲打着德国人的钢盔，那都是在此之前从森林里搜集来的。他们敲打着，像敲鼓一样。 我们住在窑洞里……我跑向窑洞……妈妈在哭泣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她今天要哭，而不高兴。 下起雨来，我折了一根柳条，测量着我们家窑洞附近的水洼儿。 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有人问我。 “我测量一下——看是不是个深坑？要不然等爸爸回来，会掉进去的。” 邻居们都哭了，妈妈也在哭。我不懂他们所说的，什么叫——失去了音信。 我久久地等待着爸爸，一生都在等…… “在天之涯……在海之角……” 瓦丽娅·波林斯卡娅，十二岁。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。 那些布娃娃……最漂亮的……它们总会让我想起战争岁月…… 在爸爸活着时，妈妈活着时，我们都不提战争的事。现在，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时常想，家里有老人，多么幸福啊。在他们活着的时候——我们都还是孩子。甚至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们也还是孩子…… 我们的爸爸是一名军人。我们住在别洛斯托克郊区。对我们来说，战争的第一个小时，第一分钟，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。睡梦中听见什么低沉的声音，好像炸弹的爆炸声，但有些不太习惯，接连不断的轰鸣声。我醒来，跑到窗前——在我和姐姐上学的方向，戈拉耶沃镇营房上空，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了。 “爸爸，是暴风雨来了吗？” 爸爸说：“快离开窗口，是战争。” 妈妈给他收拾行李箱。每逢有警报总会把父亲叫去。好像没什么不寻常的……我想睡觉……我倒在床上，因为什么都没明白。我和姐姐躺到很晚才起床——去看了电影。在战争之前的岁月，“去看电影”完全不像现在这样。电影只在周末才会放映，它们的片子也不是很多：《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》《夏伯阳》《如果明天就是战争》《快乐的小伙伴》。在红军的食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。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看电影的机会，所有影片几乎都能背诵下来。我们甚至会给屏幕上的演员提词，提前说出来，打断他们。当时，不管是村里，还是在地方都没有电，靠发电机发电放电影。发电机一响，大家都跑过去，在屏幕前抢占地方，要不就自己随身带着凳子。 电影会演很长时间，一集放完了，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着，放映员安装好下一集的片盘。要是新片子还好，如果是老片子，它会不时地扯断，要等粘好了，要等晾干了。不然的话，胶卷会烧了——那就更倒霉了。如果是发电机熄火，那简直是最麻烦的事。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，电影还没来得及放映完。 口令响了起来：“第一队——到出口！第二队——集合！” 如果警报响起来，放映员就跑出去。当电影换片的间隙时间过长，观众们等得不耐烦，开始骚动起来，吹口哨，叫喊……姐姐爬上了桌子，大声宣布：“我们开个音乐会吧。”就像人们当时所说的，她自己非常喜欢朗诵。词记得不是很牢，但爬到桌子上却从来没有害怕过。 这是在幼儿园里养成的性格，当时我们住在戈梅利郊外的军营里。等大家安静后，我和她就开始唱歌，在大家的喝彩声中，我们唱了《我们的装甲车坚固，坦克飞快》。战士们高声跟着合唱，食堂的窗玻璃都抖动起来： 火焰熊熊，火光闪耀，我们的战车投入愤怒的战斗…… 就是这样，1941年的6月21日……战争前的夜晚……九点多，大概是，我们正在看电影《如果明天就是战争》。电影放映结束后，我们很久都没有散去，父亲勉强把我们找回家：“你们今天还睡不睡觉了？明天是——休息日。” ……当一阵阵的爆炸声响起，厨房窗子上的玻璃碎了，我完全清醒过来。妈妈把半睡半醒的弟弟裹到小被子里。姐姐已经穿好衣服，爸爸没有在家里。 “姑娘们，”妈妈催促着，“快点。边境上发生了挑衅事件。” 我们跑向树林：妈妈气喘吁吁，她抱着弟弟，一直在重复着：“姑娘们，别掉队……姑娘们，快跟上……” 不知为什么，我记得，火光刺痛着眼睛，天气非常非常晴朗，小鸟们在歌唱，这有些像飞机轰鸣的声音…… 我浑身颤抖，后来为自己不停地发抖觉得很羞耻。我时常想，要向阿尔卡季·盖达尔47的《铁木尔和他的队伍》一书中勇敢的战斗英雄学习，可是突然我发抖了。我抱过小弟弟，摇晃着他，甚至小声地给他唱起《小小的姑娘》这首歌曲，这是我们的电影《守门员》中的“爱情”歌曲。妈妈经常唱这首歌，它对我当时的心情和状态很有帮助。我当时……也在恋爱！不知道按照科学的解释，按照书上关于少年心理的说法，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已经开始恋爱，相思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同时喜欢上了几个小男孩。但在当时，最喜欢一个——最边上的维佳，他上六年级。六年级和我们五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第一排桌是五年级，第二排是六年级。我无法想象，老师们是如何上课的。我都没注意听课，我脖子都不扭，始终盯着维佳！ 我喜欢他的一切：尽管他的个头不高——比我还稍微矮点。我不仅喜欢他有一双蔚蓝蔚蓝的眼睛，就像我爸爸的眼睛一样，我还喜欢他博览群书——不像阿里克·波杜布尼亚克，弹人脑奔儿那么疼，尽管他很喜欢我。维佳特别爱读儒勒·凡尔纳！和我一样。在红军图书馆有他的全集，我都读完了…… 我不记得，我们在树林里坐了多久……渐渐听不到爆炸声了。四周一片寂静。女人们放松地叹息着说：“我们的战士把敌人打退了。”但是突然……在寂静的间隙……突然听到了飞机掠过的引擎声……我们都奔跑到路上。那些飞机飞向了边境的方向：“乌拉！”但是，这些飞机上有什么东西好像“不是我们的”，飞机的翅膀不是我们那样的，连叫声也不像我们的。这是德国人的轰炸机啊，它们一架架翅膀连着翅膀飞过，飞得又慢，又沉重。让人觉得，因为它们，整个天空都被遮挡住了光明。我们开始数，总也数不对。已经过了很久之后，在战争年代的简报中，我看到过这些飞机，但印象中，不是那样的。拍摄的图片是和飞机平行的水平。而当时，你是从下面仰视的，透过茂密的树林，况且还是少年的眼光——简直是一幅恐怖的画面。后来，我经常梦见这些飞机。但梦是连续的——这一片黑铁般的天空慢慢压下来，向着我，压下来，压下来，压下来。我一身冷汗地惊醒，打着寒战。太可怕了！ 有人说，桥梁被炸毁了。我们吓坏了：爸爸怎么办啊？爸爸不能游过来啊，他不会游泳。 现在我也不能说清楚……但是我记得，爸爸跑到我们跟前说：“得把你们转移到后方。”他给了妈妈一本厚厚的装满相片的相册和一条暖和的棉被：“快裹上，风太凉。”我们只随身带了这些东西。大家都慌慌张张地赶路。什么证明啊，身份证啊，钱啊都没带。我们还带了一锅肉丸，是妈妈为休息日准备的，还有一双弟弟的鞋子。而姐姐——太神奇了！——她最后一分钟随手抓了一个袋子，里面竟然是妈妈的一条绉绸连衣裙和一双鞋。这是怎么回事。纯属偶然。也许，是妈妈和爸爸想在周末去做客吧？谁也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和平的生活一刹那就消失了，推迟成了遥远的计划。 我们就这样转移了…… 我们很快到了车站，可在车站上等了很久。大家都在颤抖，嘈杂不堪。关了灯。人们在焚烧文件和报纸。找到一个路灯。它的光线映出坐着的人们整齐的影子——像一堵堵墙、一块块地板。他们一会儿静止，一会儿移动。此时，给我的感觉是：德国人占领了城堡，我们的人都当了俘虏。我决定尝试一下——自己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了刑讯。我把手指头伸到箱子中间，往下挤压。我疼得叫了起来。妈妈吓了一跳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啊，女儿？” “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刑讯拷打。” “快得了吧，小傻瓜，哪来的刑讯？我们的人不会让德国鬼子得逞的。” 她抚摸着我的头，亲吻着我的头顶。 我们的车队一直在炮火中前进。只要一开始轰炸，妈妈就扑到我们身上：“要是死，大家就一起死。或者炸死我一个人……”我看见的第一个炸死的人，是个小男孩。他躺在地上，看着天空，我呼唤着他。叫啊，叫啊……我不明白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当时有一块糖，我把这块糖给了他，想让他能够站起来，可是他没有…… 轰炸中，姐姐小声地对我说：“轰炸停止了，我要听妈妈的话。我要永远听她的话。”真的，战争结束后，托玛48非常听话。妈妈回想起，战争前一直都是叫她“淘气鬼”的。而我们的小托利克……他在战争爆发前已经走得很好了，也会说话了。但是此时他突然不再说话，始终耷拉着脑袋。 我看见，我的姐姐是怎么样突然头发变得花白的。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，它们变白了。一晚上的时间…… 火车启动了。塔玛拉去哪儿了？车厢里没有。我们看见，塔玛拉怀里抱着一大束矢车菊跟在火车后面奔跑。那里是一片辽阔的田野，麦子比我们的个头还高，长满了矢车菊。她的面庞……她的面庞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。黑色的眼球瞪得大大的，奔跑着，一声不吭，甚至“妈妈”都没有叫，奔跑着，默默地。 妈妈几乎疯了……她从火车上蹿起来向过道跑……我抱紧了托里克，两人都叫喊着。这时出现了一名士兵……他把妈妈从门口推开，跳了下去，赶上托姆卡，一下子抱起她，扔上了车厢。早上我们发现，她的头发白了。有好几天，她一句话也不说，我们藏起了镜子，后来她偶尔看了一眼别人的镜子，哭了起来：“妈妈，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？” 妈妈安慰她：“我们给你剪掉，还会重新长出黑色的来。” 这件事之后，妈妈说：“好了。再也不许你们离开车厢了。打死就打死。我们要是能活下来，就认命吧！” 当时大家都喊叫：“飞机！大家都快下车！”——她把我们藏到床垫下，而这时有人赶她下车，她说：“孩子们都跑出去了，我不会走。” 应该说，妈妈经常会提到“命运”这个奇妙的词。我总是问她：“什么是命运？是上帝吗？” “不是，不是上帝。我不信上帝。命运——是生活的道路，”妈妈回答，“孩子们，我永远相信你们的命运。” 在轰炸的时候我非常害怕……怕得厉害。后来，我们到了西伯利亚，我还恨自己的胆怯。偶然有一次，我扫了一眼妈妈的信……她是写给爸爸的。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试着写信了，我打算看看妈妈是怎么写的。而妈妈正好写到，塔玛拉沉默不语，轰炸的时候，瓦丽娅哭了，很害怕。对我来说，这已经足够。1944年的春天，爸爸来看望我们，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他——我觉得害臊。太可怕了！但是和爸爸的相见是后来。到这次见面还早着呢…… 我记得一次深夜里的空袭……一般来说，很少晚上有空袭，火车跑得飞快。而在此时，却来了空袭。火力凶猛……子弹射到车厢顶上噼啪作响。飞机轰鸣着。飞射的子弹划出一条条光线……弹片划出的光线……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被打死了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她被打死了……但是当时她没有倒下，没处倒，因为车厢中到处挤满了人。女人站在我们中间，呻吟着，她的鲜血流到了我的脸上，暖和的，黏糊糊的。我的背心和我的短裤都让血浸湿了。当妈妈用胳膊够到我，她喊叫了起来：“瓦丽娅，你受伤了？”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。 这之后，我发生了某种转变。我知道，这之后……是的……我停止了颤抖。我已经无所谓了……不再害怕，不再疼痛，不再遗憾。我变得有些呆滞，无所谓。 我记得，我们没有很快到达乌拉尔。有一段时间我们停在了萨拉托夫州的巴兰达村。我们被送达那里正好是晚上，我们都在睡觉。凌晨，六点，牧人甩动着鞭子，所有女人都站起身，抓住自己的孩子，叫喊着跑到了街上：“轰炸啦！”她们叫喊着，直到来了代表，说，这是牧人在轰赶牛群。当时大家立刻镇静下来…… 吊车的轰鸣声一响起，我们的小托利克就吓得浑身颤抖。他片刻都不放我们离开自己身边，只有当他睡着的时候，我们才敢外出。妈妈带我们到了军事代表办事处，想打听一下父亲的消息，请求援助。军事委员问我们：“您说丈夫是红军的指挥官，请给我看看您的证明。” 我们没有证明文件，只有爸爸的照片，爸爸穿着军装。他拿起照片，半信半疑： “也许，这不是您的丈夫呢。您怎么证明？” 托利克看见他拿着照片不给我们：“把爸爸还给我……” 军事委员笑了起来：“对于这个‘证明’我不能不信。” 姐姐头发花白，妈妈给她剪掉了头发。每天早晨大家都检查她长出了什么样的头发——黑色的，还是灰白的？弟弟安慰她：“别哭，托玛……别哭，托玛……”长出来的头发仍然是灰白的。小男孩们嘲笑她，欺负她。她从来都不摘头巾，甚至在上课的时候。 放学回到家。家中找不到托利克。 “托利克呢？”我们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。 “托利克在医院里。” 我和姐姐拿着蔚蓝色的花环走过大街……从向日葵下钻过……弟弟的蓝色海魂衫。妈妈跟着我们，她说，托利克死了。在太平间门口妈妈站住了，她不能走进去。她犹豫不决。我一个人走了进去，立刻认出了托利克——他全身光溜溜地躺着。我没有流一滴眼泪，我——像木头人一样麻木。 爸爸的信追到了西伯利亚。妈妈整晚都在哭泣，怎么告诉爸爸，儿子死了。早晨我们三个把电报送到了邮局：“女儿们活着。托玛头发白了。”爸爸猜到，托利克不在了。我有个女友，她的父亲去世了，我总是在自己信的末尾写道——她请求我这样写：“爸爸，问候你，也代我的女友列拉问候你。”大家都想有爸爸。 很快就收到了爸爸的来信。他写道，自己长时间从事地下特殊任务，生病了。在医院里，人们告诉他，只有家庭能医治好他的病，等看到家人，他的病就会减轻。 我们等了爸爸好几周。妈妈从皮箱里掏出自己的衣物……绉绸的连衣裙和鞋子。我们都有过约定——不卖掉这件裙子和这双鞋，无论多么困难。这有些迷信。我们担心：如果我们把它们卖掉，爸爸就回不来了。 透过窗子听见了爸爸的声音，我都不能相信，难道这是我的爸爸？我不信，还能看见爸爸，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爸爸是应该等的人，是只能等待的人。在那一天，课也不上了——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包围了我们家。他们等待着，爸爸从家里出来。这是第一个爸爸，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个。我和姐姐两天都没上学，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家，问长问短，留下了些纸条问：“爸爸是什么样的？”我们的爸爸很特别——他是苏联英雄——安东·彼得罗维奇·波林斯基…… 爸爸，就像那时我们的托利克，他不想一个人待着。不能一个人，他一个人时就会很不舒服，他总是拉着我。有一次，我听见……他跟不知谁说，游击队员们到了一个村子，看到大片新鲜的、翻过的土地。他们就站住了，站在土地上面……一个小男孩穿过田野跑过来，叫喊着，他们全村子的人在这里被枪杀了，都埋到了这里，所有人。 爸爸看了看，他看见——我快要倒下了。他再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述过战争……我们很少谈论战争。爸爸和妈妈确信，这样可怕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。他们很久都坚持这一点。当然，我和姐姐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——我们买了布娃娃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。也许，因为我们的童年都没有玩够。童年的快乐。等我上了大学，姐姐知道，对于我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布娃娃。姐姐生了个女儿，我去看望她们：“送个什么礼物呢？” “布娃娃……” “我问，给你什么礼物，不是说给你的女儿。” “我说的就是，给我个布娃娃吧。”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——我们都赠送给他们布娃娃。我们给所有人的礼物都是布娃娃，所有熟人。先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去世了，然后是我们的爸爸。我们感到，立刻感到，我们是最后的证人。在天之涯，在海之角……我们是最后的见证者。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。我们应该说出这些…… 我们的话也将是最后的…… 权作结束语 童年结束于这样的时刻： 你不再相信有圣诞老人； 你走路开始绕过水洼儿； 你总是不能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，去给妈妈打电话； 你深夜跑进卫生间，不用再担心，有什么会吃掉你； 你已经不相信，伸长手臂就可以够到月亮…… 你扯女同学的小辫子，她不哭，而是在笑…… 摘自今天的谈话。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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